来源 ：《像安邦那样思考：读懂中国和世界》
作者：贺军 2010年11月
近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让人瞩目。目前，2009年中国已成为经济总量仅此于美国、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678美元，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排名第100位，但考虑到中国13亿多人口的巨大基数，中国经济增长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在全球也是瞩目的。
然而，就在经济迅速发展、财富积累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中产阶级和财富的大量外流。国际上的一般规律是：人才、技术、资金从发达地区逐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但中国却恰恰相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反映了国内的什么问题？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尤其值得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们深思。
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两波移民潮，第一波移民大多是混杂着偷渡客的底层劳工，而第二波移民开始于中国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第三波移民开始蔚为大观。与前两波移民不同的是，在新世纪的移民潮中，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技术移民要求来看，评估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有这样经历的群体，基本上就是中国的“中产精英”阶层。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投资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DHS）提供资料显示，每一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美国的数量，在1989年至2000年间，已从32272人上升至45652人。而到了2009年这一年，中国大陆出生、成功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则已达到64238人，仅次于墨西哥。
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以最低投资门槛计算，仅2009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流向美国的则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门槛较高、人数较少的投资移民，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据《南方周末》的报道，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照此计算，2009年中国向美国的技术移民大约为5.9万人，向加拿大的技术移民大约为2万人，相当于每天有161名和55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人士分别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2010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在这些海外侨胞中，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移民正在成为生力军。
移民当然是基本人权。今年6月16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曾对海外移民现象表达过三点态度：“首先是尊重，迁徙权是人权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前提是合法；其次是中国将依法保护新侨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最后是引导，中国要引导新侨在海外尊重所在国的法律，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这虽然是官方的公开表态，但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对移民海外持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然而，如此大规模、持久的精英外流，是否反映出中国存在某些问题呢？这值得深思。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传统的三大主流移民目的国，近年来，不少南美、欧洲、东南亚等较小的国家也成为中国大陆移民看好的新目的地。总体来说，发达国家是中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归纳起来，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移民群体大致有如下几种移民原因：
原因之一是安全感的需要。中国虽然有很多挣钱发展的机会，但高速发展的社会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对于先富起来的财富和知识精英来说，发达国家稳定、公平和法治化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
安全感除了表现在社会稳定和制度完善上，还表现在个人财富的安全性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一方面提供了大量赚钱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无处不在的强势、法治化的不足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又使得先富起来的阶层缺乏足够的安全感。他们可能需要付出额外的担心和成本，才能得到有条件的“安全感”。
原因之二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很多移民都表示，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而国内的污染、医疗、教育等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有人算过一笔账：在国内，培养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加上各种择校和补习费，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
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低龄学生出国留学人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赴海外读高中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两到三成，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在这些出国留学生当中，15岁到18岁占了近三成。
与教育有关的移民方式还有一条近年迅速火起来的捷径：去美国生孩子。这种移民方式是利用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赋予的出生公民权，协助中国大陆人士成为美国公民。美国是为数不多给予在本土出生人士公民权的国家，拥有美国国籍后可享受的种种“特权”，是“生育之旅”（Birth Tourism）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
此外，很多中产阶级移民给出的移民理由还包括：持他国护照的便利性、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相对公平的法律制度、宽松自由的生活工作环境等。不少新移民表示，移民就是为了“想要个孩子，而国内的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都让人担忧，更别提教育水平”。
要反思中产阶级大量外流的现象，首先要分析中产阶级及其特点。在西方，“中产阶级”是社会分层理论的一个概念，在十多年前的美国，它指的是家庭年收入2.5万－10万美元的阶层，占了美国总人口的80%。在这个大概念之下，又分成了上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蓝领中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等次概念。
中产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和居所，有相当的消费能力，他们的消费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我们看来，中产阶级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和价值观概念。中产阶级一般受过较好的教育，相对保守，他们的价值观构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往往占人口的大部分，是西方社会的稳定器。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中国创造出了一个经济上逐渐富裕的群体。2001年时，国内某官方机构曾表示，中国已经有了2亿中产阶级，当时一度在国内还引起轰动。
在中国谈中产阶级比较复杂，我们在2002年时曾提出，在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根本没有充分发育起来，而各种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并存的时候，过早地给中产阶级贴标签、立大旗，很容易使得讨论被扭曲。
8年过去，最大的变化是中国人比过去富裕了，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接受度也有所提高。从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来看，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较大规模中产阶级群体的雏形。
在我们看来，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在中产阶级的内涵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文化和价值观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逐渐成形的中产阶级，他们除了赚钱之外，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会有更多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人权、言论自由等方面的需求也会更强。我们一直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最大的障碍已经不是收入问题，而在他们是否有更多自由的空间来表达价值观，来对这个社会发挥作用和影响。
应该承认的是，中国目前的环境最能保证的就是获取财富的机会，在经济增长之外，中国在个人权力、普世价值观、文化多元、言论自由、私有财产保障等多个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对于保守的、受过较高教育的中产阶级来说，如果他们在财富以外的多元需求不能得到保障的话，他们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
在安全感方面，财富的多和少与安全感并不相关，至少是不成比例。由于国内市场经济体系并不完善、法治社会也没有完全建立，有时候富人阶层比穷人阶层反而更缺乏安全感。那些带有“原罪”的先富者不用说了，即使是财富积累没有先天问题的新富阶层，他们也担心财富的安全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引用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退出”理论来分析中国中产阶级的外流。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
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有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
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
在我们看来，赫希曼的理论实际上讲的就是“用脚投票”的故事。郑永年认为，中国近年出现的中产阶级移民潮，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和财富的“退出”。套用赫希曼的理论，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开始选择“用脚投票”。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郑永年指出，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
这说明什么？只能解释为他们对有关体制缺乏信任感。郑永年进一步指出，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在我们看来，赫希曼的理论虽然与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完全一样，但这里提到的退出者与制度的关系，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道理很简单，一旦知识和财富大量“退出”，那么中国还能留下什么？
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和开放，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工作，把10多亿人的贫穷、封闭的大国，导入到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中，也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水平。但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哪里？未来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在我们看来，既然中产阶级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一个结果，而且中国政府也已提出要大力培育中产阶级，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那么，中产阶级的需求和愿望，就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中国应该是更加自由、民主、富裕、开放的国家，有着更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境之下，中国应该能够吸引别国的中产阶级向中国移民，而不是现在的中产阶级大量的流出。
一言以蔽之，中国未来应该营造让中产阶级有安全感的环境，所有的政策、制度建设以及体制改革，都应该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