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随笔■游宇明
最近几年，国内报刊关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文字很多，我一向不喜欢凑热闹，本来不准备再发表什么意见，但这些日子读了一些新材料，又觉得应该写点东西。
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绝对举双手赞成。此君出生于1918年，苏德战争时曾当过兵，因在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被逮捕入狱，度过8年劳改生涯。1965年发表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即遭到严厉批判。1969年他更是被作协开除会籍。然而，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中，索尔仁尼琴也从来没想过放弃自己的思考，他躲到偏僻的地方创作《古格拉群岛》。这本书深入到极权社会的各个层面，描绘了苦刑犯在劳改过程中遭受的极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扭曲，揭示了背叛、告密和说谎形成的政治原因，以血淋淋的事实批判了独裁制度的罪恶，其力度和深度都是其他苏联作家所不具备的。
然而，尽管索尔仁尼琴不乏批判极权的道德勇气，其视野却有着相当大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与漠视。林贤治在《纸上的声音》一书中介绍：索尔仁尼琴批评西方文化是堕落文化，宣布西方民主陷入严重危机，美国即代表了“荒唐胡闹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技术是“虚伪的神道”，是“罪恶之源”，西方流行音乐是“铁蹄下渗进去的污水”。他推崇宗教、国土、俄罗斯祖国三位一体，提倡恢复大俄国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至少“统一”原苏联北部领土的一半，还主张赋予市政机关强大的权力。换句话说，索尔仁尼琴看到了专制制度的罪恶，却寄希望于对专制的改良，而非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
对于索尔仁尼琴，我觉得应该使用这样一个概念：半个伟人。说他是伟人，是因为他对打着美丽招牌的极权体制进行过深入的批判，使人们知道在苏联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少血腥的肉体屠杀和残酷的精神钳制；说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伟人，是因为他缺少一般政治伟人的眼光，没有真正看到极权制度形成的根源，充满着对现代民主的仇视和曲解。如果按照索尔仁尼琴的理念设计政治，极权制度很可能卷土重来。
索尔仁尼琴的局限，原因多多。首先，一个人形成什么样的世界观，与他年轻时所读过的书、面对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索尔仁尼琴长期生活在一种专制环境中，尽管他亲身经历了极权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快乐和幸福的无视，但那个制度给予他的教育、既得利益者所进行的虚假宣传，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其二，作为一个有着大俄罗斯主义情结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总是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不能变易的。30年的西方生活给予了他水和面包，给予了他免被关押和杀戮的自由，却没有改变他脑子里的重东方轻西方的政治观念。正是这一切，使他在极权与民主之间呈现出一种可笑的矛盾。
我们应该记住索尔仁尼琴，因为他曾是黑暗的政治夜空中一颗闪闪发光的良知之星；但我们不应该神化他，毕竟索尔仁尼琴只完成了政治觉醒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