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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周天勇
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体制，究竟是采取计划，还是选择市场，才能够良好地发展经济？笔者就此发表一组专栏文章，与网友们分享。今天发出之二。
20世纪的后期，以及到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20多年来，信息技术在算法模型、智能运算、集成电路、信息传输、大数据处理等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进展，取得了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时代根本无法相比的翻天覆地的进展。那么，21世纪是不是会迎来计划配置资源的新时代？笔者认为，这可能仍然是乌托邦，行之不通。
人类社会在经济体制方面，为什么配置资源有计划与市场的不同选择，最底层的逻辑是，人类社会有人们需要无限性与资源财富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了稀缺。如何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使生产最有效率，又使分配大体公平但又不影响生产的效率。兰格的设想是运用计算机手段，今天一些学者则想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这一计划经济梦想。
大数据计划在稀缺存在状态中的基础逻辑困境
大数据计划经济遇到三个无法克服的基础逻辑矛盾。
一是大数据计划无法解决人的需要无限性与资源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的需要从数量、质量、功能、花色、品种和新要求等等方面是无限变动的，供给在资源、生产和产品以及创新速度方面总是有限。因此，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即稀缺是一个常态。大数据只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工具，因人类需要的无限性，它并不能解决稀缺这一最根本的问题。
二是大数据计划无法消除资源和生产品属于公众，还是属于个人和家庭权属的不同。1958年农村取消家庭锅灶小家精打细算的吃饭，成立人民公社让大家敞开吃饭，结果难以为继而解散。别的不说，再重演一次吃饭的需要与供给，请大数据计划再安排全国人民都统一在大食堂吃饭，估计还是会重蹈覆辙。问题出在混淆了公众与个人及家庭的边界，最根本的矛盾，还是人类需求无限与资源供给有限的矛盾。
三是大数据计划在生产力极度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度充裕之前，无法消除大众公益和个人私利之间的边界和矛盾。而实行大数据计划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数据统计者、计划制定者、计划决策者、计划下达者、计划执行者、执行监督者、计划体制与计划工作者等等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然而，有了稀缺，就会有物品归大家，还是归个人的边界；也有了公众多集中一些，他人多得一些，还是自己多分配一些的差距和矛盾，实际就是公众与个人、人个与个人之间利益的边界和分配问题。即使大数据计划，在物质财富极充裕之前，也无法实现各方利益的高度一致。
大数据计划在所有社会形态中还会遇到的两个逻辑困难
前面我们讨论了生产力水平极度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前的发展阶段，大数据计划经济的逻辑困境。实际上，大数据计划还有两个任何形态社会中都可能存在的逻辑困难。
一是集体共性偏好与个人个性偏好不同的逻辑困难。人类所有人的想法、需求、动机、行为都整齐划一，是计划体制最为经济和可行的基础，而大数据则可以在智能算法、加快计算速度、传达高频信号等方面，使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然而，每个人对居住、工作、消费、出行等等的想法、偏好、选择和需要是不一样的。即使大数据计划，其特征先是对需要自下而上的反馈，中间是集中的选择和决策，后面是对生产的下达和供给，即使大数据计划也不能实现资源的高效、高频和及时配置。
二是预测人们需求行为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逻辑困难。有一些行为是可以确定的，比如人类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要工作、要上学、有公休日等等是确定的；然而，每个人要吃什么样的饭，想穿什么样的衣服，想住哪里和住什么样的房子，选择什么地方、什么专业和什么单位的工作，想在哪上学、上那个阶段的学和上什么专业的学校，公休在家、还是外出和上哪里去等等，则是随机和不确定的。即使大数据计划，也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随机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行为和变化这样一些难题。
大数据计划无法根绝计划体制的个人寻租
如果我们将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系，比作一个自然循环流动系统，政府只是发生流动性过多或过少时，缩小和扩大赤字或者货币供应和注入，从而宏观调控使国民经济均衡运行。基础的资源配置仍然由市场进行。
大数据计划的目的，就是更加集中和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于生产。然而，计划经济是一个人工安排的经济循环运行系统。在资源、要素和产品，在收入和需求，在资产、债务和货币，如此等等循环流动的渠道上，布满了各种各样计划和行政管理的闸口和开关。如果按照计划经济各方相关者利益高度一致的假定，这些闸口和开关不存在由于追求个人利益发生与计划不一致风险的转嫁。
然而，前面已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到极高程度，在物质财富不极大充裕之前，稀缺造成了物的归属，物的分配又形成了利益差别。于是，即使在大数据计划的体制中，按排各种各样闸口和开关的这一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上述与计划的各相关者利益并不高度一致。于是，各种计划体制的闸口和开关，实际上存在着不同利益对计划整个过程的扭曲性影响。一般情况下，资源、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产品、资产和债务等实物流动变量有价格，但安排的体制—闸口和开关变量没有合法和公开的价格。除了如上海私家车号，公开拍卖牌照之事。
然而计划经济运行的结果，一是具体的各种闸口和开关安排体制工作人员，其个人利益并不与计划整体的利益并不高度一致，客观形成了在各种计划经济闸口和开关体制安排的寻租机会，于是实际上形成了流量通过各种闸口和开关私下的价格。这就是现在对腐败久禁严治，但实际中寻租此起彼伏和源源不绝的深层次原因。二是计划涉及的统计、计算、集中、决策、下达、执行、监督和评价，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利益并不高度一致。因此，各个环节、各个单位、各个法人、各个自然人之间，也会存在谎报虚报、讨价还价、多报预算、夸大成绩和隐匿损失等等方面的扭曲。
以土地计划管理为例大数据并没有最优配置资源
大数据能够解决人们需要无限性和资源有限性，也即稀缺这一根本性的矛盾和问题吗？实践的回答也是不能。目前，在中国最为完备大数据加持的计划行政管理体制是土地资源配置领域。比如，卫星、移动通信、遥感、图像对比、土地建筑异样报警等智能技术的进展，可以说给有关土地部门计划、规划和用途管制提供了最为全面、细致、及时的强有力的大数据工具。
那么，这种大数据技术的土地计划行政管理，解决了土地供给的稀缺性问题吗？没有。土地计划管理的理由是建设用地，特别是耕地稀缺。当然土地供给不足时，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增加土地。中国已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比率要比许多国家低得多，有许多干旱盐碱，调水增地就可以缓解供给不足的问题。但这需要水利和土地两个部门合作从事。有意思的例子是改革开放前，钢铁、棉花、布匹、衣物和煤炭都短缺，计划调拨和定量供应。但是，冶金部、纺织部、煤炭部撤销，钢铁、纺织、煤炭等产量大增甚至过剩，于是，没有必要再设立这些部门。现在各地都觉得各类建设用地供给非常紧张。大数据统计，如国际上城市中居住用地供给占城市用地平均比率为60%左右，中国仅仅为23%左右。城镇住宅用地的大数据饥饿供应，导致了居住用地价格的暴涨，以及住房的高房价和居住的超高层。
大数据和土地计划管理，解决了土地的最优配置吗？也没有。建设用地中，闲置浪费低利用建设用土地，占总建设用地的占总建设用地的25%左右；农业用地中撂荒土地占总用地的10%左右，高成本补贴种植的面积更大。大数据和土地计划管理，调节平衡了各方用地的需要吗？更没有。一方面，农村中农户和城市中想去农村需要建房和房屋的没有地和房，垒个鸡窝寻建个厕所没有地，农民发展二三产业没有地，民营企业很难得到土地供应；另一方面，农村其他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大量地在闲置，城市中有的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随着发展变化闲置了大量的土地。实践证明，大数据与计划体制相结合，会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并会造成更严重的稀缺。
来源：天勇谈经济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曹睿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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