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积极作用

　　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积极作用

　　对新兴产业和业态如何监管，总需要以审慎态度不断观察总结规律与积累经验，也总要经历一个“先发展后监管—边发展边监管—发展与监管并重”的政策演进过程。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周春林

　　要规范和引导资本的健康发展，也要给平台经济发挥积极作用的舞台。

　　5月17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讲话中指出，要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研究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具体措施，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对于正在遭遇“水逆期”的平台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或受其影响，美股中概股盘前股价大涨。

　　近两年来，平台经济的发展态势令人担忧。腾讯、阿里、美团、字节跳动等头部平台企业市值大幅缩水，多家公司裁员或变相裁员，创始人也纷纷退居幕后。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流入平台经济的投资也在减少。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最新数据，2022年一季度互联网投融资金额同比减少76.7%。

　　此前，一张中国主要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市值两年变化图在社交媒体流传甚广：2020年4月27日，苹果公司的市值是12381亿美元，相当于阿里、腾讯、美团、京东、拼多多5家互联网公司的市值总和减去192.7亿美元；2022年4月25日，苹果公司的市值是26581亿美元，接近44家中国科技公司市值总和的两倍。另一个注脚是，根据新华财经报道，近两年来，印度独角兽企业数量完全可以用爆发式增长态势来形容。截至2022年3月25日，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印度就已经产生了13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达到254亿美元。

　　自2016年后，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下半场，主基调就是“不设限”。给自己设限的公司，会在竞争中慢半拍。从“有限的游戏”进化为“无限的游戏”，互联网公司竞相利用上半场积累的数据处理能力，与传统企业相结合，拓展自身边界。到2020年年中，其实已很难准确定义阿里、腾讯、美团、京东、字节跳动、小米等是一家什么公司。在它们对自己的描述中，也频频出现“生态”“操作系统”“平台”等对应星辰大海的词汇。

　　以纯商业逻辑看，这一波无限游戏的红利，看起来还能吃很久。然而在它们埋头做生态的时候，更大的生态在2021年已经改变了。

　　下半场红利终结的一个标志是，“无限的游戏”不再受到鼓励。

　　随着平台规模的扩张和资本的聚集，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如数据搜集与分析，侵犯用户隐私，损害用户权益，如APP过度索权、“大数据杀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开展“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以及偏重模式创新，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

　　当数据成为新基建，互联网公司必须要调适能力与角色的错位。对技术巨头的深度监管，既有世界潮流，也有各主权国家自己的逻辑。如欧洲隐私权意识重，对互联网带来的个人数据风险十分敏感。另外欧洲长期以来受弗莱堡学派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与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很大不同。

　　美国的情况是资本与高科技企业所掌握的财富不断呈几何倍数增长，普通民众收入增长则停滞不前，金融危机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分化，而经济的极化又成为社会撕裂的主要原因。“新布兰代斯主义”由此引发关注，开始否定芝加哥经济学、重拾结构主义。美国对干预市场一直抱有十分审慎的态度，政府可用的调节监管市场的政策工具少，而反垄断与市场经济原旨相一致，因此是美国政府政策工具箱中少有的市场干预工具。

　　对新兴产业和业态如何监管，总需要以审慎态度不断观察总结规律与积累经验，也总要经历一个“先发展后监管—边发展边监管—发展与监管并重”的政策演进过程。

　　此背景下，2020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于2021年初开启了 “强监管”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相关部门纷纷出台了一些监管政策，并采取了不少严格的监管举措。要实现“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构建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平台经济运行体系。

　　但平台经济并非洪水猛兽，它能够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贯通国民经济循环，降低创业门槛，提供灵活就业机会。尤其是疫情期间，大量平台企业以数字技术助力实体经济，让线下活动向线上转移，无论是查询健康状态、保障物资供应，还是居家远程办公，客观上都对冲了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恰如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所指出，完善平台经济治理“既必要、也急迫”，但在制定与实施治理政策时候，一定要珍惜已经可以和一些国际领先平台竞逐的行业，从而实现推动它们“做强做好做大”的初衷。大部分头部平台都是中国经济重要的创新者、改革者、引领者，未来还要争取参与全球的经济竞争。因此，中国的治理政策要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改革；国内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应该更加关注在创新与秩序之间求得平衡。

　　按照黄益平教授的建议：首先，可以考虑放弃“强监管”的提法。监管应该是一项日常性的工作，不能成为运动式的任务，更要避免监管竞争；其次，可以考虑将经济监管与反垄断执法做适当的分离。前者目的是维持有效市场的运行，而后者的任务是恢复市场的有效运行，两者解决问题与采取的措施有很大的差异；再次，应该考虑加强治理政策的统筹与协调，避免平台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最后，要加强经济学分析在治理政策中的作用，避免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做法。

　　平台经济近期的变化态势，显然也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密集部署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指出，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5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一次指出，尽快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这些变化释放了积极信号。当前多数科技公司都愿意将个体叙事与更宏大社会叙事融合，同时赋能于更具普惠性的福祉，摘下“超级垄断者”的标签，它们不能变得裹足不前、谨小慎微，否则难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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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