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克雷默：确保疫苗能够供应全世界的投资具有极大价值|新冠肺炎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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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于2022年6月28至30日于线上举行，本次峰会由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指导，新浪财经和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举办，峰会主题为“共促全球ESG发展，构建可持续未来”。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支撑”环节发表主题演讲。

　　克雷默的演讲由此次的新冠疫情展开。他提到，疫情带来的全球损失，保守估计在大约36万亿美元。而这只是个估计，疫情带来的长期损失，可能会远大于短期损失，或远大于已发生的损失。

　　基于本次峰会的主题，我们试图去探讨让人类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方法，因此，克雷默指出，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所能，阻止这样的事再次发生。或者如果有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我们能够降低其严重性。就算是缩短疫情时间，也是有极大价值的。

　　由此，他谈到了他关注的疫苗问题。首先，他给出了一组数据：疫情发生的概率大约是每年2%，如果我们按照2%的概率和36万亿美元的损失去算，那么每年损失的期望值大概是7000亿美元左右。

　　于是，他指出，当一年的损失期望值这么高时，一些我们可能本不会做的事，开始变得划算了。特别是，他认为，拥有很强的疫苗产能，开始变得划算了。这样如果我们再出现一次疫情，我们就能更快地产出许多候选疫苗，让它们同时进行研发生产。“未来我们的目的是要确保疫苗能够供应全世界，而不是不要进行这样的投资，这样的投资本身是非常好的。”克雷默说道。

　　而结合当存在供应短缺时，部分国家施加贸易限制，囤积疫苗的现状，克雷默表示与其期待下次疫情时，政治家能变得更有全球意识，更好的策略是我们去改变政治家面对的激励条件。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能够提前投资，创造足够多的备用疫苗生产能力，备用疫苗原料储备，这样我们就能有足够多的疫苗供给。

　　总之，全世界都能从此次新冠疫情中学到很多。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好，感谢你介绍了这些背景。从此次新冠疫情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我们可以在如何降低未来公共卫生危机发生的风险和严重性方面吸取很多教训，也可以在减少其他方面的风险上吸取很多教训，包括降低前面提到的各种风险，包括人类的健康风险，广泛的社会、经济、教育上的风险和损失。

　　我想首先强调一下，新冠疫情为我们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采取措施，从疫情中学习，尝试减少下一次类似的危机事件的发生可能和降低其带来的损失。

　　疫情带来的全球损失，保守估计在大约3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疫情造成的短期GDP损失的估计，这个数字是13.8万亿美元。而疫情带来的长期损失，可能会远大于短期损失，或远大于已发生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说？疫情导致世界各地许多学校关闭了。在一些地方，学生几年都没办法上学。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学生可能永远都没办法继续上学了。基于一些教育破坏的证据，世界银行估计因疫情导致的生产力和未来收入的损失可以达到10-17万亿美元。因此疫情带来的长期损失将略低于或略高于目前的短期GDP损失。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健康损失。虽然从哲学上，我们很难为生命贴上价格的标签。但是健康经济学的学者专门从事这一工作，从他们的统计来看，这个损失的数字也是惊人的。而这还仅仅是基于死亡人数的，还没有算进精神健康的损失和单纯的受折磨的影响。把这些都加起来，很容易就能达到我前面说的36万亿美元的数额。因此，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所能，阻止这样的事再次发生。或者如果有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我们能够降低其严重性。就算是缩短疫情时间，也是有极大价值的。

　　作为经济学家，我想在发言中尽可能地做到量化。首先我想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我接下来的发言将主要关注疫苗问题，因为这是我研究的领域。但是我并不是说要忽略掉其他方面，包括我们如何能够更快地研发出治疗方案，研发出诊断方案，能够更快地研究出非药物干预的作用，比如口罩，社交距离，学校关闭，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效果有限而社会成本较大的。去更快地了解这些。我认为在下一次疫情中，能更快地了解这些非常重要。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比如监控哪些疾病可能会发展成疫情，在它们广泛传播之前把它们消灭在萌芽之中。

　　包括还有思考我们如何能更好地设计经济体系，在发生这样的危机时提供支持。如何设计教育体系，才能减少教育损失？怎样能够降低心理健康损失？因为我对这些问题了解不多，今天我将不会专注于聊这些问题，但我认为这些都是下次疫情之前我们需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现在，说说疫苗。我想首先告诉大家，疫情发生的概率大约是每年2%，当然具体数字学界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按照2%的概率和36万亿美元的损失去算，那么每年损失的期望值大概是多少？是一年7000亿美元左右。算法就是我们损失的期望值乘2%。当一年的损失期望值这么高时，一些我们可能本不会做的事，开始变得划算了。特别是，我认为，拥有很强的疫苗产能，开始变得划算了。这样如果我们再出现一次疫情，我们就能更快地产出许多候选疫苗，让它们同时进行研发生产。

　　我想这是此次疫情中，某种程度上我们做的不错，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做的还不够的地方。在同时对多个疫苗进行投资上，我们做的还不够。

　　正常来说，疫苗公司在看到一个候选疫苗出现了一些有效果的证据后，才会开始大规模生产。因为建一个工厂需要花费上亿美金。大部分的疫苗的研发实际上最后会失败。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某种程度上已经非常幸运，有这么多疫苗研发成功了。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只从商业角度说，等待疫苗先出现成功的迹象再建工厂，从而对疫苗进行商业化或者大规模推广，是合理的。但是在疫情这样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有疫情风险的情况下，研发出疫苗的收益，是完全值得花费上亿美金去建工厂，承担最后疫苗研发失败的风险的，因为如果没有研发出疫苗，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

　　这是真的。我们在疫情早期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计算，假设一般的疫苗成功的概率只有5%，这样做也是完全值得的。5%的概率，加上加速疫苗供应的概率，是划算的。事实上，我们建议对多个候选疫苗同时采取这样的措施。

　　在美国，加速疫苗的攻关计划“曲速行动”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美国政府签订了许多合同，在疫苗被验证是否有效之前，就付费提前建设生产疫苗的工厂。工厂建设花费了130亿美元，如果按我们平时的思维去想，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因为疫情带来的巨大损失，只要这样的措施能够让我们提前12个小时生产出疫苗，省下的钱就足以支付这笔费用。

　　接下来，我要聊一聊“曲速行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疫苗生产只造福了美国，而没有造福全世界的问题。但我认为即使有这些问题，我们的计算也证明了，未来我们的目的是要确保疫苗能够供应全世界，而不是不要进行这样的投资，这样的投资本身是非常好的。

　　我们如何安排能让全世界都受益？我认为相比于新冠疫情，在我们阻止下次疫情，或者降低下次疫情带来的损失时，让全世界共同受益会容易许多。在新冠疫情产生时，除了工厂产能不足之外，生产疫苗的原料也供应不足。比如生产疫苗，我们需要生物反应器，我们需要脂质纳米粒，我们需要疫苗佐剂，这些当时都供应不足。当存在供应短缺时，国家有很强的动力去施加贸易限制，囤积疫苗。当时很多国家都实施了这样的贸易限制措施，美国、印度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尝试对政治家进行道德上的呼吁，让他们不要施加那些限制。

　　但是民选政治家被选出来，就是为了服务其人民，优先考虑本国民众的。我们很难克服政治家的这一天然的动机，或者说是政治家的职责。如果疫苗出现短缺情况，政治家会选择首先供给给本国民众。

　　我认为与其期待下次疫情时，政治家能变得更有全球意识，更好的策略是我们去改变政治家面对的激励条件。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能够提前投资，创造足够多的备用疫苗生产能力，备用疫苗原料储备，这样我们就能有足够多的疫苗供给。如果疫苗足够多，政治家限制贸易的动机就会小很多。这听起来非常理论化，全都是假设性的。但实际上，我们在口罩，个人防护用品上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例子。

　　在疫情早期，很多国家都限制出口口罩。随着供给的调整，因为可以迅速增加相关物品的供给，供给问题很快解决了，国家也就不再限制相关物品的出口了。

　　我认为我们学到的一课是，我们应该努力拥有很强的疫苗生产能力，这不仅仅指的是工厂产能，疫苗原材料储备，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具有足够的人力资源，质量控制体系等一系列相关事物。这是一笔实在的花销。如果我们有很多工人，很多工厂时刻待命，这一年将花费几十亿美元。但是一年花费几十亿美元，相比于再来一次新冠疫情这样规模的疫情造成的损失，乘每年百分之二的可能性，也就是一年7000亿美元，就算用最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也是非常划算的。

　　
拥有这样的产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要有更好的研发体系。很多人现在在致力于研发疫苗。大家在讨论能不能研发一种广义上的新冠疫苗，它能对抗新冠病毒的许多变种。

　　我本人不是科学家，所以我不好点评这样的疫苗研发可行性有多高。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采取两种可能的策略。一是作为政府，如果你问我，现在要不就投资研发疫苗，要不就不研发疫苗，我肯定说要投资。我们不知道疫苗能不能有效，但是即使只有很小的有效的可能，我们也要去投资。这就像是说我们需不需要消防部门一样。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着火，我们也不知道如果着火，消防部门能不能成功地把火扑灭，但是我们要有消防部门。

　　我认为人们有一种自然的保守倾向。我们不想冒险浪费任何钱，但思考这个问题采取这个方式并不合适。这些投资可能不能杜绝我们的风险，但是这些投资降低了我们面对的巨大风险。这是非常值得的。我一直在用很冷冰冰的经济学术语来讲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只是讲我们面对的健康后果，很多人可能不会对它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即使是算经济账，这样的投资很明显也是划算的，即使它们成功的概率很小。

　　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政府官员，需要决定是否要投资这些，我肯定说投资。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方案，就是让企业去决定，是否去担负风险投资科研，但是保证如果你产出了产品，我们将会为之付费。这样的话，风险由企业担负。但是当然，如果你要求企业去承担这种风险，不在前期支付这笔费用，最后疫苗的费用会更贵。这两种顺序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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