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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变得更加紧迫，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一系列碳定价相关政策。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正重塑着全球贸易流动的格局。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上，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Denis Depoux）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长期来看，可持续问题可能要求对供应链进行重新规划。例如，碳成本的上升可能使海外制造某些产品变得不切实际，长距离运输商品也将显著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这或许意味着企业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安排生产基地。

　　世界银行全球贸易、投资与竞争力主任哈达德（Mona Haddad）也在近期一份研究中表示，净零目标、供应链尽职调查义务和绿色补贴等气候减缓政策正在极大地重塑全球贸易。未能实现生产过程去碳化的国家有可能在贸易中付出更大成本。这可能会对中低收入经济体产生更大的影响，比如贸易量出现萎缩。

　　面对这一趋势，应该如何从政策和企业层面应对？

气候减缓政策对贸易的影响

　　哈达德解释，许多气候相关政策实际上正在影响贸易。例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向欧盟出口的高碳含量产品征收碳关税。欧盟《企业可持续性报告指令》要求约5万家在欧盟运营的企业遵守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披露规定。还有一些国家正在使用绿色补贴，但这有可能扭曲市场准入。

　　拿ESG披露来说，世界银行研究显示，这将给全球企业带来巨大的合规成本。到2025年，78%的跨国企业会将危及其碳过渡计划的供应商排除在外。而对于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它们会因资源有限而承担更高的合规负担。不遵守这些要求可能导致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和贸易之外。

　　例如，《欧盟零毁林法案》这一新法规可能会阻碍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等国生产可可、咖啡和棕榈油的小农进入市场。

　　戴璞也举例称：“在欧洲铜电缆行业，其中一家行业领先的公司已决定将其客户限制在其工厂周围300公里范围内。这展现出一种向本地生产战略转变的趋势。未来，由于有悖企业的零零目标，长距离运输过重或过大货物的情况可能会减少”。

　　在绿色补贴方面，美国《通胀削减法》提供了3690亿美元新能源技术补贴，对购买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提供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但抵免资格取决于汽车是否在北美组装、一定比例的电池组件是否在北美制造等因素。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期就诉美《通胀削减法》补贴措施答记者问时称，美方以“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环保”为名，出台《通胀削减法》及其实施细则，以使用美国等特定地区产品作为补贴前提，针对新能源汽车等制定歧视性补贴政策，将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产品排除在外，扭曲了公平竞争，严重扰乱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违反了世贸组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规则。

从政策和企业方面如何应对CBAM

　　CBAM过渡期实施细则已于2023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全球水泥、电力、化肥、钢铁、铁、铝和氢气这六大行业的出口商，在向欧盟进口时必须报告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报告每季度提交一次，第一份报告应于2024年1月31日提交。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去年9月的发布会上对此表示：“在实践中，为实现环境目标的政策可能会对贸易产生影响。欧盟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以来，受到许多世贸组织成员的关注和质疑。中方始终认为，相关政策应当符合世贸组织基本原则和规则，避免构成保护主义措施和绿色贸易壁垒。”

　　世界银行最新“CBAM风险指数”显示，从全球来看，津巴布韦是最易受影响的国家，该国向欧盟出口了大量高碳排放密集型铁合金。在莫桑比克，该国近20%的出口属于CBAM范围，有97%的铝出口到欧盟。非洲气候基金会去年一份研究报告也称，CBAM每年将给非洲国家造成250亿美元的损失。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指导会员共同主席、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围绕CBAM有诸多争论，比如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随着该政策已正式宣布并明确了时间表，各经济体不得不开始转向寻找适应策略。

　　马骏认为，首先，在本国降低碳排放，可以减轻CBAM带来的税负，“一方面，通过技术节能改造，争取把产品碳含量尽可能降低。另外一方面，将CBAM的征税产品也纳入国内碳市场，从而减少支付的税款。”

　　其次，马骏表示，CBAM的实施中涉及了特定的计算公式，用于确定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碳成本。而计算公式中很多细节尚未完全明确。对于公式中涉及的参数，中方可以参与协商，争取共同制定的话语权。

　　此外，CBAM还存在关于进口商品的碳排放量的验证和认证问题。马骏称，中方也可以协商加入这一环节的执行，包括与欧盟达成协议，允许中国机构也具备认证资格。“如果完全由欧盟独家进行认证，这可能会相当昂贵，而如果能够承认中国公司的认证，可能会大幅降低成本。这些问题需要立即进行协调。”马骏说。

　　最后，马骏还建议，欧盟应更合理地使用CBAM机制下的碳税收入，包括将这些资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减碳行动和绿色经济，也可以帮助这些经济体建立碳市场，或购买这些国家的林业碳汇，以支持植树造林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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