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出于减碳动机而生产新能源汽车，实际产出更多超出预期的福利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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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于2022年6月28至30日于线上举行，本次峰会由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指导，新浪财经和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举办，峰会主题为“共促全球ESG发展，构建可持续未来”。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ESG助力30·60双碳目标实现”环节发表主旨演讲。

　　刘世锦在演讲中谈到，现实中会观察到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第一种是“衰退型减碳”，第二种是“增效型减碳”，第三种是“创新型减碳”。前两种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防御型战略，而创新型减碳则是一种进攻进取型的战略。

　　他指出，在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进取型的战略已经有认识和展望，但是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防御性战略。

　　对于“创新型减碳”，刘世锦介绍其几个优点，首先，创新型减碳可以实现长时间内对传统的高碳技术和产业的替代。其次，可以大幅度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典型的案例就是光伏发电。此外，创新型减碳能产生更多的附加效用和福利，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比如最近新能源汽车的销售相当火爆，最新的数据现在已经相当于整个汽车销量的20%，这是超预期的。

　　“消费者为什么要买新能源汽车？不能说他不关注碳减排，但是大部分消费者去买这个车直接的感受还是使用成本低、电子设备应用得手、舒适程度高、操控感觉与以往也大不相同，特别是自动驾驶的能力在逐步提升，也就是消费者在买这个车，大部分的优点可能是在减碳之外的，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出于减碳的动机而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它实际上产出了很多额外的超出我们预期的福利。”刘世锦说。

　　因此，刘世锦指出，创新型减碳确实启动和引领了远超减碳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数字化的转型。所以，下一步要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尽快地由防御型的碳战略转向进取型碳战略。

　　不过，刘世锦也谈到，创新型减碳确实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一些挑战，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少足够的市场激励。

　　那么对于如何实现由防御型的碳战略转向进取型碳战略，刘世锦表示有几下几点：

　　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何为“增长型碳汇”？是指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之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者抵消的碳排放量。

　　第二，要形成一个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

　　可以借鉴国际上《巴黎协议》的原则，鼓励各个地方的主动性，提出既合乎本地实际，又有一定挑战性的减碳目标。与下一步国家陆续出台的落实双碳目标的1+n政策相配合，形成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的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溯的减排责任要求。

　　第三，要加快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

　　建议在碳核算的起步阶段，可以采取由上而下的办法，先把基本情况摸清楚，然后下功夫普遍地建立碳账户，包括企业和其它机构的碳账户，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建立个人碳账户。

　　“在企业中间应该普遍地推广ESG这样一个评估，率先在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中形成稳定规范的ESG评估的披露制度。同时把更多的融资活动挪入绿色金融轨道，借助增长型碳汇开发多种类型的金融产品，从而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他说。

　　最后，促进绿色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有制度和政策创新。“可以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引导下，在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先做试点，给出一定的试错探索空间，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地完善提高，再推广。这个应该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的经验，在当前绿色创新和转型中仍具有现实意义。”刘世锦指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今天想讲这么一个题目，就是转向进取型减碳战略。

　　首先，讲讲减碳战略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把双碳的压力怎么能够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我们讲减碳，在现实中我们会观察到三种不同的减碳类型。

　　第一种是“衰退型减碳”。什么叫衰退型减碳呢？就是减少生产，从而减少碳排放。生产的少了，排的就少了。这种情况应该说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甚至大家会感觉到不可思议，但是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它还是会出现的。比如说像去年有的地区为了完成短期的节能减排的目标，一度曾经出现过拉闸限电、停工停产这类情况，就是属于这么一种衰退型的减碳。

　　第二种是“增效型减碳”。什么叫增效型减碳呢？就是通过提高碳的生产率，也就是说用同样多的碳排放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出，或者说同样的产出，但是我使用了比较少的碳排放。我们平常讲节能减排、节约优先等等，大概相当于这种类型的减碳。

　　第三种是“创新型减碳”。什么叫做创新型减碳呢？就是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之下实现低碳、零碳甚至是负的碳的排放。比如像风电、光伏、水电、生物质发电等等，这些都属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一类的技术去替代原来的燃煤这种高碳的发电技术，就可以在实现相同产出，发同样多电的前提之下减少碳排放。

　　刚才我讲的是三种类型的减碳。应该说第一种类型“衰退式减碳”一般很少发生，它也是最为消极的。而增效型的减碳体现了一个积极导向，在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的情况之下，我们提升能源和碳的生产率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这种减碳也有它的局限性，随着技术和管理的进步，碳的生产率的提升会持续递减，持续提高的空间是会收缩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增效型的减碳主要是局限于已有的技术和产业的框架内，即使有一些技术创新，主要也是一种所谓改进型的创新，而不是颠覆型的创新。我们这个碳的生产率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你所用的资源仍然是高碳。比如说中国现在燃煤电厂能耗水平现在已经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排放应该说相应也在下降，但是用煤发电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现在重点讲讲创新型减碳，创新型减碳是跳出已有的技术和产业圈子，它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

　　1．创新型减碳可以实现长时间内对传统的高碳技术和产业的替代。因为我们现在讲绿色转型，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换技术，用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所以，创新型减碳是要换技术。

　　2．创新由于它内在的冲动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限定它的扩展边界。比如说创新型的减碳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很难设想。我们举个例子，如果将来可控核聚变能够成功而且商业化以后，我们将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认识可能比现在就为大为不同。

　　3．它可以大幅度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因为创新是会带来竞争，竞争以后价格会下降。我们会看到现在很多绿色的产品比一般的产品价格要高，称之为绿色溢价，现在它已经变成负的了，典型的案例就是光伏发电。过去十年的时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大概80%、90%，现在已经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所以，我们讲应对气候变化，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成本高，成本冲击。所以，创新带来的成本下降可以极大地增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能力。

　　4．它能产生更多的附加效用和福利，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举个例子，比如最近新能源汽车的销售相当火爆，最新的数据现在已经相当于整个汽车销量的20%，这是超预期的。消费者为什么要买新能源汽车？不能说他不关注碳减排，但是大部分消费者去买这个车直接的感受还是使用成本低、电子设备应用得手、舒适程度高、操控感觉与以往也大不相同，特别是自动驾驶的能力在逐步提升，也就是消费者在买这个车，大部分的优点可能是在减碳之外的，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出于减碳的动机而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它实际上产出了很多额外的超出我们预期的福利。

　　5．触发和加速了能源等高碳行业的数字化进程。数字经济应该说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另一种经济形态，整个经济社会现在正经历着向数字经济形态转型。应该说即使没有双碳的压力，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等这些高碳领域也会进入数字化转型。但是创新型的减碳是逼着、推着这些行业率先进入数字化转型，而且很可能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领先者。

　　我把上面讲的这几条总结一下，创新型减碳确实启动和引领了远超减碳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数字化的转型。

　　刚才我讲的三种类型的减碳，前两种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防御型战略，而创新型减碳则是一种进攻进取型的战略。应该承认在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进取型的战略已经有认识和展望，但是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防御性战略。所以，下一步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尽快地由防御型的战略转向进取型战略，要实现这么一个转换。但是我们现在看看创新型减碳确实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一些挑战，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少足够的市场激励。刚才我讲了两种不同的战略，它体现在它的目标和政策上，更实际地是看它的激励体系。

　　下边我重点分析一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因为对碳排放这种具有全球外部性的物体，我们不可能指望市场直接来发挥作用，首先是要有政府的介入，由政府来指导市场。各位也知道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专门研究气候问题，得的奖，叫诺德豪斯，还有英国的一个著名教授斯特恩，他们这些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领军者都很重视市场的作用，提出要给碳定价。具体的办法就是配额+交易或者是征收碳税，并且期待着这个碳排放权市场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实，不论是最早兴起的欧洲碳市场还是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开始运作，而且在全球应该说规模最大的中国的碳排放权的市场，实际运行的状况应该说不及预期的，目前规模还是比较小。

　　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状况呢？还是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缺陷，我点出一些缺陷。

　　第一，比如它只有部分高排放行业和企业被纳入了市场，目前只是电力行业被纳入了市场，与应该进入这个市场的范围差得很远。这样不仅覆盖面不够，而且公平性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配额的初次分配基本上是免费发放，实际上我们发生交易只是所谓调节余缺，只是说谁减排以后节约出来那么一点碳排放的配额，然后才能够出售，这个量比较小，处于调节余缺的位置。

　　第三，配额的分配过去是叫历史法，以后转为基准法，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考虑到供给安全和稳定，现在把减排的规模实际上要扩大，把碳减排的速度加快，在很多情况之下还是有困难的。为什么？因为监管者有时很难区分，比如遇到问题到底是供给安全是实际存在，还是生产者的一种借口，如此等等。所以，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之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以及相关的调节供求、促进创新等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进一步来看，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是给防御型战略服务的，因为目前进入这个市场主要是原有的这些能源的生产者。我们所期待的是他们能够提高碳的生产率，通过节省下来的碳配额出售而获利。从市场的设计动机来讲，它也期待生产者通过创新，采用新技术提供低碳或者零碳的产品。但是这里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原有的这些生产者往往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它缺少兴趣，也缺少能力进行创新。刚才我讲了即使创新，也是一种改进型的创新，很难有颠覆型的创新。而颠覆型创新，比如现在搞风电、光伏还有其它新能源，大部分都是过去圈子之外的。与此同时，为了防止高碳生产者通过购买碳汇放松自身节能减排的压力，碳排放权市场对CCER类型的碳汇交易规模设立了交易规模比重的限制，目前这个比重限定是5%。这个比重对整体市场结构应该说很难发生一个大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最有活力的创新型减碳，实际上难得到市场激励的眷顾。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做一个转变，由防御型战略转向进取型的战略。我讲一个三大支柱。我们实现双碳目标，需要转向创新型减滩，转向进取型的战略。到底怎么转？我们可以吸收一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很有用的经验，就是怎么处理好增量和存量的关系，对转型成功是相当重要的。

　　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新的东西都是走的一条道路，就是先有一个增量，它很小，但是它很有活力，然后它逐步地成长起来，它的比重逐步地扩大，甚至变成了主角。经过这么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国能源的转型，我们考虑是不是也必须走出一条增量优先、以新带旧、极力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这就是进取型减碳战略的一个主要的含义。我稍微讲一下其中的经济学的逻辑。

　　作为存量的传统的高碳能源，尽管仍有一定的减碳的空间，但是它在潜力上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间越小，而且难度在相应地加大，成本相应地在上升。

　　另外一方面，作为增量的低碳或者零碳新能源，随着产量的扩大、技术改进、成本的下降是比较快的，部分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由正变负，我们从减碳的角度来讲，一个办法是我把老能源通过节能减排减少碳排放。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我搞新能源、新的技术。由于它的碳排放本来就少，是低碳甚至零碳，就替代老的生产，这样减少同样的碳排放，新能源、新技术减碳的成本优势是逐渐增大的，这样就会加快新能源比例转换的进度。

　　进取型的减碳战略就是稳住存量、保证能源供给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把重心转向更快地扩大增量，对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增长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激励。当然这个激励并不限于少数的措施，而应该是相互依存的三大支柱体系。

　　第一，我们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增长型碳汇，是指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之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者抵消的碳排放量。其实这种东西现在已经有了，而且有不少，比如说现在一种绿证，绿电发出来以后，它实际上是抵消了碳排放，有一个证明，就是这种类型，但是我们想把这个面扩得更宽一点，就是由相同功能的各种类型的技术和产品所抵消的碳排放量，我们称它为增长型碳汇。增长型碳汇搞一个市场，它可以和已有的碳排放权的市场并存。已有的碳排放权的市场主要的任务是激励存量减排，而增长型碳汇市场应该聚焦于激励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

　　第二个支柱，要形成一个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刚才我们讲要推动创新型产品的发展，这里边关键问题是要有市场需求。所以，增量优先的关键是要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而这一点直接取决于我们现在减排责任体系的有效性。所以，我们建议是不是可以借鉴国际上《巴黎协议》的原则，鼓励各个地方的主动性，提出既合乎本地实际，又有一定挑战性的减碳目标。与下一步国家陆续出台的落实双碳目标的1+n政策相配合，形成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的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溯的减排责任要求。这个区域和企业要完成减排任务，既可以是自身直接减排，或者是生产增长型碳汇的产品，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购买增长型碳汇，大家可能就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责任体系？让他们去买碳汇，这样需求就有了，这样的话减排责任体系就可以动员起来，持续地对绿色技术产品的需求，进而带动增量扩大以新带旧的转型过程。

　　第三个支柱，要加快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无论是推进增长型碳汇市场建设还是完善减碳责任体系，前提是要有一个合格的碳核算基础，而这恰恰是我们目前的一大短板。所以，我们建议在碳核算的起步阶段，可以采取由上而下的办法，这个办法相对简单一点，容易起步，先把基本情况摸清楚，然后下功夫普遍地建立碳账户，包括企业和其它机构的碳账户，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建立个人碳账户。在企业中间应该普遍地推广ESG这样一个评估，率先在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中形成稳定规范的ESG评估的披露制度。同时把更多的融资活动挪入绿色金融轨道，借助增长型碳汇开发多种类型的金融产品，从而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最后，促进绿色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有制度和政策创新。刚才我们讲的进取型减碳战略的三支柱体系实际上就属于制度政策创新，对我们绿色转型中这些有创意的，特别是这些制度政策创新，有些可能短期之内看法不统一，有些看的不是那么准，还是可以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引导下，在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先做试点，给出一定的试错探索空间，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地完善提高，再推广。这个应该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的经验，在当前绿色创新和转型中仍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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