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翔□ 改善居民收入预期：一是保障和促进就业；二是扭转资产价格下行预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三是通过个人补贴和减税增加居民收入
□ 挖掘新兴消费潜力：一是用好数字经济技术手段；二是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三是挖掘当地特色，培育地方消费品牌
□ 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一是完善服务消费领域的事前准入制度；二是加强服务消费和货物消费融合发展；三是在全社会推广服务消费理念，鼓励和引导居民扩大服务消费
□ 利用耐用消费弹性：随着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及房地产市场逐步调整到位，未来房地产销售开发或将逐步回到合理水平，以此为契机刺激推动耐用消费；通过消费券、财政补贴等方式提升耐用消费品需求，获得更好的乘数效果
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消费是经济主体的最终需求，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发挥好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利于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仍有很大增长空间。当前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即最终消费率）约53%，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比约70%、政府消费占比约30%。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G20国家中排序靠后，俄罗斯、土耳其、墨西哥等国最终消费率都在70%以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还要更高。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最终消费率的相对差距要超过20%，未来消费率上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很大。从2023年短周期看经济发展，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扩大内需的诸多方式中提振消费尤为重要。
提振消费要解决好源头和流向问题：源头是解决如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问题；流向是有消费去向，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从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看，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可以把“一个源头”和“三个流向”作为重要抓手：“一个源头”即改善居民收入预期；“三个流向”即新兴消费潜力更大、服务消费空间更足、耐用消费弹性更强。
一、改善收入预期，提高消费能力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首要因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才能持续提高消费能力。2023年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强调“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
从中期角度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取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决定了蛋糕能做多大，收入分配决定了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中居民收入比重有多少，两者直接影响整体消费水平。此外，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对消费的提振效果更好。以经常被讨论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问题为例，2022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是30391元和16632元，这一数字差距的根源并不是消费习惯或消费行为，而是城乡居民间收入存在较大差异。2022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49283元和20133元，城乡居民的消费收入比分别是62%和83%，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显然更高。脱离收入单纯研究如何增加农村居民消费，不具有可操作性。
近年来，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2021年8月举行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一顶层设计在中长期为消费长远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短期角度来看，与当下现实收入相比，未来收入预期对消费影响更大。根据经济学理论，如果金融市场完备，居民短期即使没有收入也可以通过借贷进行消费，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去年居民新增存款明显上升，“超额储蓄”问题引起全社会热议。2022年金融机构新增居民户人民币存款17.8万亿元，而2019年至2021年居民新增存款数分别是9.7万亿元、11.3万亿元、9.9万亿元，2022年新增居民存款增幅近80%。“超额储蓄”问题的背后，是居民工作和收入稳定性欠佳，造成了“预防性储蓄”动机。这充分说明，居民不是当下没有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由于收入预期不确定性不敢消费。
因此，短期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稳定和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我们认为，三方面措施值得考量：
第一，保障和促进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策力度加大能更好地巩固和扩充消费源头。
第二，扭转资产价格下行预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股市和楼市资产价格变化，会通过财富效应改变居民消费行为。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体现了国家对资本市场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政策定调积极意义重大。
第三，通过个人补贴和减税增加居民收入。对于低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边际影响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个人补贴，能更好地起到促进消费的效果。对于中等收入人群，可以考虑扩充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提高“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等方式，利用减税增加税后收入促进消费。
二、新兴消费潜力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19年中国人均GDP正式突破1万美元大关。进入新时代，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伴随着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传统衣食住行消费不断趋向饱和，增长潜力逐渐变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新兴消费经常出现爆款增长迅猛的情况。新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除了本身需求潜力更大外，还体现在能通过新消费带动新投资。
新兴消费增长一般呈现两阶段特征，前期快速、后期平稳。增长曲线呈“厂”字形，在渗透率提升阶段往往会展现出巨大的爆发力：2010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3亿部，2015年增至14.2亿部，此后一直维持在每年14亿至15亿部；201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7.5万辆，到2022年增至689万辆，2023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35%，增速绝对值仍然较高，但较过去两年有所下降。因此，不断发展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把握新兴消费增长左侧曲线爆发式增长阶段，是扩大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新兴消费能否取得成功，一是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创新，二是取决于企业家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性发挥。新兴消费的“新”体现在两方面，即新消费产品和新消费模式：新消费产品如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以及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各种终端应用等，它们的诞生更多依靠技术创新；新消费模式如网约车、网红商业打卡、直播电商等，它们的创新既依靠技术，也依靠企业家的商业智慧。
用好新兴消费这个抓手，核心在于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循环动力持续增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我们认为，培育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可以考虑的措施包括：
第一，用好数字经济技术手段。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外卖、游戏、直播、电商、网约车等一系列新消费模式，大量新兴消费创新均与数字经济有关。今年2月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新兴消费大有可为。
第二，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民营企业的特点是数量多覆盖面广，在广大基层消费领域，这一特点尤为突出。什么样的消费会成为“网红”，要靠企业家去探索尝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对于创新消费模式、激发消费活力，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近期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规格高力度大，对民营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并提供坚强保障。
第三，挖掘当地特色，培育地方消费品牌。今年淄博烧烤红极一时，各地游客纷纷“打卡”，近期虽有所降温，但回归常态后淄博烧烤品牌已经建立。淄博烧烤的案例说明，经过挖掘培育的地方特色消费，其物质内涵虽然没有改变，但其精神内涵已大为丰富，消费者满意度更高。
三、服务消费发展空间足
从居民消费结构变迁来看，根据各国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统计结果，总体呈现六大特征：
第一，发达国家食品支出占比较低，发展中国家食品支出占比较高，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例如，美国的食品饮料类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50年的21.8%降至2020年的8.5%，下降幅度明显，是所有消费品类中占比下降最大的。
第二，服装衣着支出占比普遍降低。1998年至2020年，美国、日本、中国的服装与鞋类支出占比均下降约3个百分点，英国下降2个百分点，德国下降1个百分点。
第三，住房支出占比较大且持续提升。美国、德国的住房支出占比接近家庭消费支出的20%，1998年至2020年提升了2到3个百分点，中国的居住消费占家庭收入比例从1998年的12%大幅提升至2020年的25%。
第四，医疗保健服务支出占比呈持续小幅升高趋势。1998年至2020年，美国、日本医疗保健服务支出占比均提升约2至3个百分点。拉长时间来看，过去数十年医疗保健服务支出占比是美国增幅最大的消费类别。
第五，多数国家交通服务支出占比均有所提高。
第六，中国文化娱乐支出小幅提升，发达国家文化娱乐支出持平或微降。
概括来说，全球消费结构变迁整体上呈现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升、货物消费占比下降的特征。从总量统计数据来看，1950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约40%，此后逐步上升，目前约66%。中国的服务消费单独统计时间较晚，2018年以来服务消费占全部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大体在51%到53%之间。服务消费往往具有经济学上的“奢侈品”属性，这里的“奢侈品”并不是直观意义上的稀缺珍奇，而是指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即收入每增加1%、商品的需求增超1%。服务消费的这一属性，是驱动其在总消费中占比不断提升的本质逻辑。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服务消费占比随人均GDP增长而提升，这是各国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经验规律。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占比低于主要国家平均水平，且中国人均GDP已跨过1万美元大关，正是消费升级服务占比提升的主要阶段，未来服务消费增长空间充足。
未来，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或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文化旅游体育服务消费，包括更多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文化服务、潜在需求大的体育消费新业态等；二是健康养老家政服务消费，包括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健康服务、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专业化的家政服务等；三是教育培训托幼服务消费，包括满足居民多样化教育需求、有利于全面健康发展的教育培训服务等。
持续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可以考虑的措施包括：
一是完善服务消费领域的事前准入制度。医疗、教育、养老、体育、文化等服务消费，一般都有政府市场准入条件，根据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变化，放宽和完善准入条件，可以促进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提升。
二是加强服务消费和货物消费融合发展。将货物消费场景延展至服务消费领域，可以构建更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实现更高的价值量。
三是在全社会推广服务消费理念，鼓励和引导居民扩大服务消费。中国居民特别是中老年人群消费观念总体相对保守，对没有有型实体的服务消费，理解认同度有进一步提高空间，提高居民对新兴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的认知，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服务消费。
四、耐用消费弹性较强
耐用消费品一般指在较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的消费品。与耐用消费品对应的是非耐用消费品，也叫快速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包括汽车、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家居等类别。
耐用消费品的波动属性在所有消费品大类中是最强的。由于耐用消费品可以长期反复使用，消费者在耐用消费品和快速消费品上的消费行为非常不同。关于快速消费品的消费行为是连续的，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而关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行为则是离散的较长时间内才会进行一次。这就导致了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周期可长可短：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消费者会提前消费；当消费者信心不足时也会延后消费，这种提前或延后的消费特征会放大周期性波动。
美国把个人消费支出首先分为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两类，再将商品消费分为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两类。从美国的长周期数据来看，1950年至2022年，美国不变价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速的标准差是1.9，其中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比增速的标准差分别是2.9和1.7，商品消费中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同比增速的标准差分别是6.5和1.7，耐用消费品的波动幅度远高于服务消费和非耐用消费品。从短周期角度来看，依靠耐用消费品提振整体消费可以获得更强的向上弹性。
影响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因素，除了可支配收入（影响消费总量）、产品本身个体特征（如新能源汽车）外，房地产销售是一个重要变量。从历史经验来看，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家居用品等在内的多种耐用消费品，其生产销售增速与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相关度很高。从直观感受来看，这一逻辑也是成立的：家电家居建材等与房地产关系紧密；除了部分一线城市有汽车牌照限制外，一般会出现买房同时买车的消费行为。2021年年中以来，我国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均出现下滑，2022年全年和2023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速分别是-24.3%和-5.3%，这对部分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产生了压制。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随着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及房地产市场逐步调整到位，未来房地产销售开发或将逐步回到合理水平，以此为契机，刺激推动耐用消费品消费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此外，耐用消费品总体属于可选消费（亦称非必需消费），其需求的价格弹性远远大于必需消费品。换言之，商品价格变化对耐用消费品销量的影响更大，同等程度价格下降可以获得更大的销量上升弹性。因此，通过消费券、财政补贴等方式提升耐用消费品需求，可以获得更好的乘数效果。我国有“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很好的刺激耐用消费品需求的效果，未来可以继续探索和尝试。消费券目前以数字形式发放为主，在未来的发放中可考虑进一步降低使用门槛，简化使用方式，帮助中老年人和非智能手机用户等群体。
（作者系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