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系上市公司，从上个世纪90年代经历高速发展，到2018年开始进行严格管理，进入监管后时代，而产学研的科技成果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这也是我国一直在探索的主题。
来源 | 经理人传媒旗下《经理人》杂志
“高校天然的背景，在产学研结合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是否天然地携带了高校管理的劣势，具体成果转化上是否真的称得上“得天独厚”呢？
显然，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高校系创办企业尤其是已经上市的一批公司。因为，一直到今天，政府——高校——企业，这三者组合的化学效应并没有迸发出产学研的惊人能量。相反地，由此衍生的讨论话题却经久不衰。
我国的校办企业萌芽于上世纪50年代，起步在8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一股校办企业上市的高潮。从《经理人》整理的表1中可以看出，这些校办企业多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其中有22家成立于90年代，更有11家于该时期上市。
就上市时间来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是这波政策红利中最早的受益者，其校办企业大多成立2〜3年便上市了。其他高校中，成立9〜10年上市的校办企业最多，有辰安科技（300523.SZ）、国盾量子（688027.SH）、科大国创（300520.SZ）、交控科技（688015.SH）、交大思诺（300851.SZ）、天喻信息（300205.SZ）、博实股份（002698.SZ）、昂立教育（600661.SH）、博云新材（002297.SZ）、吉大通信（300597.SZ）、山大地纬（688579.SH）等超过10家（见表1）。
整体来看，C9高校联盟①的校办企业相对比其他高校的速度要快，尽管现在改革后已经不复高校基因，但C9高校联盟中复旦大学系的复旦复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工大高新（现已退市）等都曾经是市场上的风云角色。
论上市速度之快，莫过于出身清华大学的同方股份，其于1997年6月25日创办，短短2日后，便成功上市。这样的“绿色通道”不知令多少上市公司望尘莫及。
当然，出现这种特定案例是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的。
彼时，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开始起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业机会。有意思的是，这还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公务员辞职下海潮。据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然而，归根究底来看，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要创造价值，提升生产效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校正是技术成果、技术研究、技术人才汇集的聚宝盆。因此，国家也需要扶持一批高校系企业，一方面，当时我国企业的技术积累和沉淀羸弱，急需打造一批自主科研实力的企业，同时也希望迅速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能够市场化，这也是在探索产学研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高校承担了很多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光靠学费和政府拨款在当时远远不能支撑，因此无论是对高校来说，还是从国家层面来看，都需要通过市场化路径，反哺高校的科研发展。
而能让政策为其打开绿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高校拥有一批亟待市场化的技术成果，并且能够构建技术壁垒。以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其由北京大学于1986年投资创办。王选院士为方正集团技术决策者、奠基人，他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该集团发家之本，这比古老的铅字排版工效至少提高5倍。起步之初，凭借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坊间传言，方正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至少挣了一二十亿，一度垄断港澳、东南亚和北美地区80%的华文报业市场。”2009年是方正集团最辉煌的时候，它占据中国校办产业盈利能力近70%的份额。但随着市场逐步饱和以及新技术、新媒介的兴起，方正集团江河日下，而之后的股权之争更是令其雪上加霜。
但是具体到今天来看，高校所属企业在解决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到底创造了多大的市场效益？
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0（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简称：《科技成果转化报告》），全国3450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为15035项，合同总金额达152.4亿元。同时，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取得了新进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总额达到933.5亿元，比上年增长22.9%。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总数为10770家，比上年增长27.2%。
从表1、表2来看，共计33家高校关联的上市公司中，其所属行业多居于计算机应用、半导体及元件、电力设备、通信服务、食品加工制造、化工合成材料、自动化设备、非汽车交运等制造业、工业领域，对创新技术的发展要求门槛较高，教育、证券、投资等行业涉足较少。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上市公司促成了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的一次繁荣。
2016年〜2019年，随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的颁布，这引发一波井喷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潮，各大高校再次受益，并且成果转化合同得到了兑现。尤其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正式开市，一批真正具备科研实力的高校系公司再次脱颖而出。比如表1中的交控科技、国盾量子、山大地纬等，尽管这几家公司上市时间并不长，但从表3来看，业绩发展较为稳定。
以国盾量子为例，其技术起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的量子信息研究团队，拥有国内外量子技术相关专利212项以及多项非专利技术，其中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达到17项，有11项处于“国际先进”（包括5项技术已经达到“成熟稳定”），6项“国内先进”的技术有2项处于“成熟稳定”。
上述17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中，2017〜2019年分别实现业务收入2.72亿元、2.57亿元、2.56亿元,分别占比营收的96.06%、97.07%、99.23%。
但是，《科技成果转化报告》中有几个数据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单项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超过1亿元的成果24项，较上年下降20%；二是科技成果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101.4万元，较上年下降38.8%；三是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达51.0亿元，以作价投资平均合同金额达1016.6万元，比上一年下降39.1%。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副总评估师、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秘书长韩军认为，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是有规律的，即“十年磨一剑”。现有可转化的科技成果存量不多，后续成果的产出及转化，尚需时日。
正如韩军所言，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的规律性，造成了校办上市公司的周期性成长。从校办上市公司的业绩表来看，一般而言，在上市之初，其科研成果转化之初的营收、净利润都表现抢眼，而随着市场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旦没有创新技术来支撑，业绩增长便出现乏力症状。
从关联上市公司所在省市来看，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30家上市公司中，有21家的所在地都在关联高校的省市，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关联的4家上市公司，其中有3家，即科大讯飞（002230.SZ）、国盾量子、科大国创，所在地均位于安徽省；浙江大学关联的2家上市公司浙大网新（600797.SH）、众合科技（000925.SZ）都位于浙江杭州。其中缘由不难理解，脱胎于高校的上市公司能够在创立之初，更多地享受和利用高校在当地的影响力、资源。而且就当地政府来说，许多与政务相关的业务，单纯从保密性来看，也会在选择服务商时更多偏向国企，而具备相关技术实力的高校系关联上市公司无疑会在市场上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期，其时的2月11日，浙江杭州率先推出健康码模式，对杭州市民和拟入杭人员实施绿、红、黄三色动态码管理。而为浙江政府解决这一大难题的正是浙大网新推出的“浙里办”APP。通过疫情一战，浙里办汇聚了浙江省几乎所有人的数据，这也为未来浙江政府构建数字政府、打造数字经济奠定基础。另外，为了更好地方便政府管理，以及提高人们日常生活的便捷性，浙里办还能为浙江医保平台提供技术支持，提供挂号、就诊、取报告、结算的全流程服务。而早在2019年，浙大网新就将区块链技术加入了线上医保平台，在医疗票据电子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医疗电子发票的可追溯、实时查看、防篡改、防造假。
然而，随着校办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不断发展，其“一手办学、一手经商”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最恶劣的影响不单单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更是造成了科研成果的浪费，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仅从财务角度来看，结合表1中30家上市公司的成立年限、市值表现、营收以及净利等因素，可以发现，业绩亮眼的企业屈指可数。今年上半年，表单中的紫光股份营收最高，为307.50亿，同比增长20.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9.26亿，同比增长8.08%。尽管从营收的绝对数值上，紫光股份令其他上市公司望尘莫及，但营收质量却并不美丽。其上半年的每股受益仅0.32元，每股现金流为-0.78元，净资产收益率3.24%。业绩表现不佳，这也是很多投资者审慎投资高校所属企业的重要原因，甚至因业绩过于难看而被股民们称为“垃圾股”（见表3）。
为什么被誉为“有产学研得天独厚优势”，高校系上市公司却沦为此种境地？
产权不清晰，管理不严。姓高校，还是姓企业，这可以看做是历史遗留问题之一。由于高校固有的传统体制的束缚，其在管理体制、思维方式上都不可避免地打上计划经济的烙印，因此对资产的经验管理概念单薄，对校办企业的产权问题认识模糊，产权管理分散、财产权力分散②。
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发展中，这也被不少人钻了空子，或使用高校资源不付费，或侵占高校免税优惠，或盗用校办企业名义，或集体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更有甚者在改制、重组过程中，低估校办企业资产，变学校权益为小团体或个人权益⋯⋯种种乱象背后，最终导致国有资产受损，高校利益被侵犯，这成为国家要大力推动高校改革的根本原因。
2018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将改革工作分两步推进实施：第一步，2018年起选取部分高校，先行试点，总结经验；第二步，2020年起全面推开，原则上2022年底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保留企业可按规定使用校名，划转、转让企业原则上不得冠用校名，应在划转、转让的同时办理名称变更手续。
这一轮的校企改革后，无疑将校办企业推向后时代管理阶段，但这是否会迎来产学研成果转化的井喷期，或许还有待观察和商榷。
决策流程、链条太长，决策效率低。从根本来看，高校属于行政单位，其内部制度和灵活体系不会像企业一样，因为站在市场的最前线而及时反应。但过往校办企业所有权归属于高校方，一旦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市场变动，都需要校方的严格审核。
以《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手册》为例，在转化方案的审批流程上，交易价格低于800万的项目，报请学校知识产权管理领导小组审批；如果是在800万以及以上的项目，经学校知识产权管理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公示结束无异议后，报请学校党委常委会审批。在科技成果处置方案审批通过后，还要进行不低于15日的公示。而对于涉及到知识产权权利变更所进行的资产评估，要经历内部提交、一审、二审、三审等程序，估计也得一个月。
然而市场是不等人的，这就无法避免地会让高校所属企业在很多时候会失去先机，甚至导致企业在上市关键期就倒在或卡在校办流程的审核上。
随着校企改革的号角吹起，僵尸企业、不良资产的清理加速。从资本市场来看，对于科研实力强劲的高校系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公司等都非常看好。
“上交国家”成为这些被“甩卖”的校办上市公司的关键词。但整体来看，并非所有的校办上市公司都属于不良资产。比如表2中的达安基因（002030.SZ）是我国检测试剂盒市场的领军企业。2020年8月31日，在达安基因改组前，国海证券分析，“高校对旗下企业没有业绩增长的战略目标，没有为企业带来长期发展的动力，因此高校系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理想。达安基因的第一大股东中山大学无偿将100%股份转给广州金融控股集团，实际控制人由学校变成广州市人民政府，政府资产对企业资产长期有稳定增长的战略目标，年底即将完成股权转化，我们看好达安在控股股东变更后以改善激励机制形式激活企业内在发展的活力，再者凭借着新冠疫情积累的收入和品牌优势，主营业务的发展进一步提速。”
最终，2020年达安基因业绩暴增，实现营收53.41亿，同比增长386.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24.49亿，同比增长2556.80%。10月13日，其发布今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依然超出市场预期，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00亿元〜27.00亿元，同比增长56.13%~75.64%。
从国外发展模式来看，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创业或许才是真正激发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良药。
在发达国家中，高校校办企业较为典型的有欧美国家的大学“科技园”模式、澳大利亚的科研商业化模式、日本的校办风险企业模式，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校办企业模式，在运转上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政府长期有效的支持及各主体的合作；科研产权明确，收入分配清晰；具备一套完善的技术转移和支撑平台③。
以硅谷和斯坦福大学的“科技园”模式为例，合作形式方面，一来，活跃在斯坦福科技园的企业多数不会过多受到政府的干预，但会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出台完备的激励措施，为技术的转移转化和科技的进步提供保障；二来，斯坦福大学科技园从研发机构开始便始终面向市场，同时与工业界形成牢固纽带，不仅直接参与知识的生产、技术的应用，同时还构建了技术转化、产品研发和人才培养的多维体系，进而促进了产学研的有效合作。
产权方面，其科研产权完全有清晰的变更过程，通常是由高校技术发明者拥有，在经过相关的专业人员评估后转让给企业，通过转让使用权获得收入。同时，在这过程又拥有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进而将收入再次投入科研工作中。
体系方面，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中心设立初期，其不仅包括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理论研究人员，同样还拥有来自硅谷技术研究人员，另外还配有专业的技术评估、律师、会计等部门。这一套完善的体系，不仅能保证科技园的科研创新实力，也能匹配市场，完成市场推广的工作。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做法更多地偏向于将主导权赋予企业，尤其保障了技术发明者的权益。
对比来看，我国一手紧抓校企改革的同时，政策方面对于高校内部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却极度支持。鼓励后者的模式更像以往发达国家校办企业的发展模式，真正地“赋权于民企、于人”。
2017年3月22日，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其人群的适用范围，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上的科研人员；2019年政策进一步升级，支持和鼓励科研人员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并且继续享有参加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岗位竞聘、培训、考核、奖励等各方面权利，工资、社会保险等各项福利待遇不受影响。
或许，在2022年校企改革“目标”全面达成后，这些从高校内部兼职创业,或者离职创业的科研人员才会真正激发出校办企业的活力。尽管，未来伴随公司上市后，个人身价水涨船高是否会令这些科研工作者失去对技术的初心，失去科技创新的动力，会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是从目前来看，政策方面为科研者创业提供了最好的环境，比如此前很多有技术实力的创业型企业面临资金难题，如今，科创板、北交所等的开放，就在很大程度上为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
一边是以收归国有的校企改革，一边是鼓励科研人员创业，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市场回归市场”，或许才是真正激发高校产学研潜力的方式。
① 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联盟，于2009年10月启动，联盟成员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共9所高校。
参考文献：
② 《校办企业产权不明晰带来的问题》赵艳岩
③ 《国外高校校办企业发展模式分析及借鉴》姚能志、魏玖长、朱苇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