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线与权力
有一次出差，和规划界的前辈B哥住一个房间。白天的工作结束了，晚上我俩躺在各自的床上聊天。
“B哥，你做规划经验丰富，你说说，为啥一个城市的空间结构，一定要提出几轴几带？这种传统最早是怎么来的？和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里的城市五要素有没有关系？”
“这个嘛，其实最早还是欧洲大陆的城市设计嘛。巴黎豪斯曼的规划，城市都有放射性的宽阔马路，连接主要建筑物。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的象征。”B哥点燃了一支烟，慢条斯理地说道。
“法国那是为了展现国王的王权，那我们故宫的中轴线，也是皇权的体现吧”我举一反三。
“皇权至上，以及大一统思想的标志嘛。”B哥说，“整个老北京城的中轴线，从南到北，都是突出‘正’和‘中’的意思。”
“B哥你对轴线这么有研究，看来没少在方案中画轴线啊。”
“其实，我非常厌倦画这个……”B哥这么说。
“为什么？”
B哥紧锁眉头，一言不发。然后深深地抽了口烟，再慢慢吐出，说：“因为我画了那么多权力的象征：几轴几带几中心。自己却一直是被甲方和领导指挥着改方案，改来改去，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力。”
屋子里烟雾缭绕，我开始止不住地咳嗽。
——节选自《城归何处》
设计城市蓝图的规划师，并不能掌控城市的发展样貌
文/宋馥李 坐在对面的李昊和写文字的李昊，好像是两个人。
现实中的李昊，说话平平淡淡，轻轻柔柔，俨然一个每天规规矩矩画图的工程师。
写字的李昊更好玩儿，平实的语言里藏着狡黠，说着一件正经八百的事儿，忽然就插科打诨来一句不正经的。
城市规划师都像他那样吗？就如他自己说的：只是听起来很高大上。
“高大上”的李昊，主动约访我聊聊规划师这个行业，其实是想聊他的新书——《城归何处》，这本书号称汇集了他近百个国内外城市的游历，有132张照片、30万字，是一封献给城市的“情书”。
我当然不怎么相信这么矫情的描述。不过拿到书以后，我先翻到了“城市规划师情话”那篇。
1、“约吗，下周？”“约，周三过来吧。”挂下和甲方的电话，规划师小刘陷入了深思：为啥约甲方汇报项目还相对容易，约小丽出来怎么就那么难？
2、张书记问我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中的“记得住乡愁”？我没告诉他，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只有一种乡愁，就是没有你的时候。
3、放射型路网最好画了，最简单了，只要想象你在中间，那么所有的路都通往你的方向。
……
这么好的题材，真让他写坏了！拉拉杂杂的写了那么多，要是当一本城市规划领域的专业书籍来阅读，大抵是要骂娘的。他写得肆无忌惮，除了城市规划和地理学，还涉及社会、地理、诗歌、电影、绘画和文化，处处显摆其阅历丰富，知识广博，还是太年轻了啊。
不过，他赶上了城市规划的大时代，这倒一点不假，在他并不算很长的从业期间内，目睹了太多乡村的凋敝、人口的迁移、园区的圈地、新区的疯狂扩张和老城街区瓦解的故事。
且看看我与他的对话。
城市规划谁说了算？
经济观察报：看了你的书，觉得城市规划师好像一直都很“憋屈”，很难有自我主张的自由表达，是这样吗？
李昊：不是很难，是压根没有。
我们经常和学建筑设计的对比，搞建筑的还有自我意识的表达，所以那些建筑大师都跟艺术家差不多，但城市规划不行。城市规划，说白了就是协调各方利益。
建筑师设计的建筑，虽然也受到甲方制约，可建成后八九不离十。所以建筑设计可以说是带着镣铐跳舞，城市规划基本上被镣铐给锁死了，你在图纸上可以画，但是现实中的制约因素太多了。
建筑设计是影响一小撮人，城市规划影响成千上万人。规划师可以把城市设计成这个样子，可城市最终变成什么样子，是多方利益的一个博弈，可能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你们都在设计自己掌控不了的蓝图，那太失落了，还有职业成就感吗？
李昊：我还好，我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复杂性。对规划师而言，你想的越少越好。你个人的主观意识，取代不了市场的无形之手和多方利益博弈的复杂性。你越尊重这个规律，反而越接受现实。
我做的规划，很多是产业园区和新城新区的，做规划的时候，当然是期望它能符合预期，融合发展，让空间为这些功能服务。可是，最终它能成为什么样，要看招商引资的成效，要看市场的驱动力，会和你的理想千差万别。
那种强有力的总规划师的理想，如果能实现，肯定得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用强大的行政手段才能搞成。
别说规划师了，就是市委书记也不行，每个市领导都想让自己的城市成为明星城市，怎么宏伟怎么高端，但是真正能做出来的寥寥无几。很多时候，市领导也面临多方博弈，不见得都能伸张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也会改变很多东西，这个不是他们能说了算的。
经济观察报：有句话叫市民才是城市的主人，公众怎么能参与城市规划？
李昊：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经历了大规模造城之后，提出了诸如倡导型规划和协商型规划，吸纳来自市民的意见，所以美国的那些规划师，做规划时需要到相关社区开听证会，征求老百姓和各种社会团体的意见。
中国也是这样，城市规划涉及的利益主体非常多，往往要征求政府各部门的诉求，还有一些相关利益主体，比如开发商或者一些大型企业，看看他们的一些需求。当然，也需要市民的意见，现在这方面越来越多了。
就像北京市的总规，就展开了很多轮的调研。“总规”出来之后，在规划馆放一个模型，让老百姓参观一下，提提意见。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做规划方案之前，先做一些问卷调查。
我们中规院也开发了一个平台，就像大众点评一样，你可以在手机上看规划图，对某一个地方可以标点，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出来。我们已经在珠海和厦门实施城市规划编修时用了这个方法。
比如在厦门，我们和当地媒体合作来征求意见，后来很多意见也被采纳了，比如市民提出来的，关于怎么解决某一个区域的交通拥堵；还有希望某个区域增建一个公园什么的。
吸引公众参与，还有一种方式是下沉到街道，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搞的社区规划实验，就是和社区居委会协商，在区域内搞个小公园，或者在社区内配置一些公共设施，做一些微型的改造。
中国刚刚经历了城市的快速扩张
新城怎么都那么大？
经济观察报：中国刚刚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你怎么看待这个过程？
李昊：应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之前中国城市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九十年代时一直是30%左右，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才开始猛涨，涨到了第二个十年，差不多涨到了50%。
在第二个十年，增速当然没有那么快了。这两年实际上已经降了下来，城市规划是房地产的上游，我们要先规划好地产再去开发，整个产业链都能感觉到。
比照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般来说，从30%的城市化率到70%这一段，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到70%之后就会慢慢回落。大规模造城和建城，英国是100多年前，美国是二战前后，日本是六、七十年代，韩国是到八十年代，中国就是刚刚过去这段时间。
经济观察报：造了这么多新城，从风格上看，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李昊：本世纪头十年，共同的特征就是搞新区建设，所有城市都建新区，为了新区发展，先建一个政府大楼，把市政府搬过去，再搞个大剧院，体育场和图书馆什么的，然后这些建筑会围成一大片，构成新区的总体格局。
要说有什么整体风格，就是路特别宽，一般都会有一个轴，两边对称，因为轴是权力的象征，一般还会有个超大的广场。早几年有些地方政府把广场建的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再建一个摹仿“白宫”的建筑。
这种城市规划风格最早从法国源起，其实很浪费土地，实际上沦为了形象工程，所以后来国家明确下文，禁止再规划大广场和宽马路。
经济观察报：你说的很准确！大广场宽马路实在太多了，那在你看来，为什么都喜欢“大”？
李昊：一方面原因是对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的摹仿——尤其是美国。
美国基本没有对城市规划的管控，或者说管控力度非常弱，更多地是通过市场驱动，几乎放任自流。美国大规模造城是在二战后，那时候美国也进入了汽车时代，城市规划风格迎合了消费趋势，大家都向往住郊区的私家别墅，开汽车到市里上班，所以造城了城市的低密度蔓延，城市尺度非常大。
美国这种城市发展方式，能耗非常大，其他国家很难复制，对中国来说尤其不行，无论从土地集约利用，还是从能源约束也好，都难以支撑这种模式。
可是，在第一个十年，我们很大程度学习了这种模式，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大力支持小汽车主导的城市交通，所以路要修很宽，城市功能要分区。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消费倾向也是这样的，住大房子、开私家车，迅速比肩国际化的生活方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买车是要加钱才能买的。
这种消费倾向，也深刻影响了城市的书记和市长们，当然也影响了规划界。有时候规划师并不想设计尺度那么大的城市，甲方政府一给压力，要搞大的，那就只好就范了。
经济观察报：这十几年来，中国造了很多所谓“鬼城”和空城，从城市规划上来看，你觉得是怎么造成的？
李昊：一个新城最终是不是鬼城、空城，要看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郑州的郑东新区，最早说是鬼城、空城，美国一个机构根据卫星影像说怎么没人住，实际上是一种超前规划，郑东新区现在是深受热捧的一个区域，人们用脚投票，愿意花更多的钱到这来住。
这说明，像郑东新区这样的新城，是有一些阶段性的。郑州作为河南唯一的一个大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力非常强，这几年河南出现了一个现象，外出务工的人会回流，回流的人大部分到了都市区，这说明郑州的发展很强劲。
另一些城市，像鄂尔多斯的康巴什，还是有一些问题，康巴什离主城区太远，当时是个空城，现在已经相对好一些了，但距离当初规划还是差一些，尤其是紧挨着的伊金霍洛旗那一片人还比较少。
我知道一些陕北榆林的人，也去那儿买房子。这说明，鄂尔多斯靠自身的人口集聚恐怕是不够的，不仅要吸引本市的人，还要广泛集聚区域之外的人。
为什么搞出了“鬼城”、空城，就是规划的规模太大了，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太强烈了，背后又有土地财政的激励，在土地开发上太过超前，远远超过了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能力。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有城镇化的红利，所有城市的人口都在增长。但后来就不行了，变成有的增长，有的不增长或减少。再往后，中国人口的大盘子在缩量，一个城市能吸引到进城转移人口，就非常有限了。
现在看，一些四、五线城市甚至县城建设的新城，危机就很大了。因为接下来，分化肯定会非常严重。
小街区密路网能促进人与人的交往
好城市什么样？
经济观察报：人口变动趋势，会给城市规划带来什么变化？
李昊：以前说城市规划，都是设想人口会增长，预期一二十年之后城市的扩张。以后做城市规划，或许要反着来了，那就是二十年后，我们的城市会缩减到一个什么规模。
当然，很多地方是不接受这种表达的。就好比我们的乡村，早就开始收缩了，原来一个县有几百个村，二十年之后或许只剩下几十个村了，为了发挥公共服务设施的效率，那就需要迁村并点，比如把学校都聚集在镇上。
城市就像生命体一样，有其自然的生长规律，就和人的生老病死一样，必然会有消亡的那一天。比如甘肃玉门那个老城区，产业没有了，人都迁走了，房子几百块钱能买一套。
未来，那些搞建筑的人，不光研究怎么造房子，还得研究怎么拆房子，研究如何拆除，才能消解对环境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从你的内心来评判，什么样的城市规划是最好的？
李昊：我觉得，一个城市能够把地域文化和城市建设做有机结合，就是比较好的。拿建筑来举例说，比如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设计的，他能把东方元素，抽象融入到现代建筑中，这种就好过那些完全仿建古城的。
从规划师角度看，美国城市那种低密度蔓延的方式不可取，我比较欣赏欧洲的城市规划理念，这两年业界也形成了共识，提倡混合用地，功能多元，小街区、密路网，适合人们出行的城市规划理念。
从城市尺度上来说，小街区密路网适合步行，能够促进城市里人与人的交往，城市会很有活力。
经济观察报：城市规划对城市文化以及人文气质，会有影响吗？
李昊：当然会有一些。
在城市规划中，本身有一部分是城市文化的发展策略。在规划中，应该融入地域文化要素，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比如在城市的景观风貌设计中，融入当地的文化要素，只有这样，才能让各个城市不再千城一面，保留它的地域特色。
不过，城市规划的传统，还是改造物质环境，城市的人文气质，当然很难用规划去塑造，这个更多的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去潜移默化地塑造。
经济观察报：你走过这么多城市了，你最喜欢中国哪个城市？
李昊：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说，我只能说喜欢某个城市的某个片区吧，比如上海的徐汇区，那里是原来的法租界，它就像典型的欧洲城市，非常适合步行，街头的绿地和公园比较多，商业和服务设施比较全，整体环境和城市管理也非常精细化。
另一个是杭州，它的城市风貌和自然融合得非常好，杭州有山有水，山水和人居建设总体上非常协调，这也是国内外规划界一致认同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大理，因为那儿有很多自由艺术家聚集，他们在大理搞了一些探索型的共同居住聚落，由自发聚集，形成了一种别致的城市活力和文化氛围。
所以你看，我最喜欢的大理，反而是自发聚集的，不是规划出来的。
（李昊系中国城市规划院高级规划师，专栏作家，摄影与旅行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