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向阳/文 历史并不总是呈线性向前进步，按照20世纪富有前瞻眼光的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路德维希·米塞斯的观点，从经济研究的视角来看，历史中曾经反复出现过这样的时刻：一方面，社会的运行发展已经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其中的个体又根本无力改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必然走向失败。有学者干脆用“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说法来命名。
历史中的“垃圾时间”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或长或短，或典型或普通，这其间还包括了社会周期性盛衰转换的相对变化。就中国历史而言，朱元璋开启的大明皇朝就是一段典型的“历史垃圾时间”，他以严刑峻法开启帝国梦想，欲保一姓于万代，客观上只是延长了这一段垃圾时间的过程长度和黑暗深度而已。明太祖热衷权力私有化，其顶层设计是废相专权，对待底层民众则用种种严苛之法，将社会活力扼杀殆尽，276年的大明王朝最终沦为众多学者公认的中国历史的“至暗时刻”。
知名计量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鲜明观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图景中，历史的垃圾时间在过去人类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反复出现，而且在21世纪，这一早期曾在欧美游荡的幽灵，如今也开始亚洲腹地徘徊。
走出人类历史的“垃圾时间”
安格斯·麦迪森兀兀穷年，毕生致力于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规律的实证研究，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他发现，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700年间，全球人口和经济的年增长率均低于0.1%，其中人口增长率为0.06%，人均产出增长率更低，只有0.02%。换言之，如果和公元1700—2012年（工业革命以来到新的21世纪初）这一高增长阶段相比，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700年间的这近2000年里，几乎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垃圾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麦迪森关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实证研究，并非仅仅为了定量描述，他有一个非常大胆的雄心：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世界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和经验教训。
麦迪森的研究重点，当然并非只是关注历史上的“垃圾时间”。他为世界经济最近一千年来（从公元1000年开始到现在）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和前面提到的人类公元纪年以来第一个千年进行比较（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麦迪森把世界经济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千年的停滞期（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第二个千年（公元1000年到1820年）的缓慢期、第三个百年的井喷期（从英国工业革命技术引发社会显著变化的公元1820年到1998年，因麦迪森的统计量表到1998年截止）。
人类公元纪年以来第一个千年停滞期中，人口只增长了1/6，人均收入没有任何提高；第二个千年的缓慢期中，人均收入只提高了50%，人口增长了4倍；在第三个百年的井喷期中，英国的工业革命在产生了普遍的技术外溢效应之后，新技术和自由贸易的浪潮开始波及全球，这178年里，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人口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倍。
麦迪森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人口和收入的增加归结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所影响：首先是大航海为典型特征的殖民政策和资源掠夺；其次是大航海之后自由市场主导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最后是商业资本主义成熟后，自由市场促进的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创新活动。
关于殖民地经济模式，麦迪森还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中国案例——唐宋之际中国人口的大迁徙。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晋室衣冠南渡不同，公元8～13世纪中国人口自北向南的人口迁徙，无论是规模，还是社会变革的力度都属空前。按照麦迪森的实证研究，8世纪时，只有1/4的中国人居住了那块被称作空旷又潮湿的南蛮之地，可是到了13世纪，3/4的以上的中国人开始居住在长江以南。这一时期中国还从越南引进了可以多季种植的快速成熟水稻，江南成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经典的“胡焕庸线”至此形成。
在宋朝人口剧烈增长、新技术广泛应用的背后，秦、汉、唐以来形成的古典贵族社会开始解体，空前的文化繁荣、经济活跃和市民社会跃然而生，这便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缘起，即中国社会从中世向近世的大转换。
欧洲经济的范式转换表现得更加经典和令人印象深刻。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大航海”时代开始，殖民经济为19世纪资本主义的大繁荣提供了最重要的观念、资源和技术装备。事实上，从公元1000年至今的海洋贸易年代里，威尼斯（15世纪之前）、葡萄牙（16世纪）、荷兰（17世纪）、英国和法国（18世纪）、英国（19世纪）等国家都是各领风骚百年，先后主导了海洋贸易和对外的经济殖民及资源掠夺，一个接着一个树立海洋霸权，这其中的集大成者是19世纪的英国。
到1820年，英国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超级海外帝国。至此，大英帝国不仅垄断了从非洲加勒比贩运奴隶的人口贸易，还吸收借鉴了前面几任经济殖民帝国——尤其是荷兰——的经验、技术和制度，完善了银行、金融、财政和农业等制度，在众多海洋霸主和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在海洋帝国中独占鳌头。
到了1820—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与过去相比，也快于其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是其1700—182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率的3倍。
麦迪森将英国经济在1820之后的井喷式增长，归功于自由市场和贸易体系带来的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的迅猛增长、以及普通人教育和劳动技能的提升。这其中还包括商业政策在内的一系列英国社会的重要社会创新性变化。1846年之后，英国取消了一系列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等相关法规，先是取消了农业进口的保护性关税，接着又废除了限制性的《航海法》，1860年单方面取消了所有的贸易和关税限制，开始和帝国旗下的殖民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开展均等的自由市场贸易，并将自由贸易制度强加给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非英联邦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
1950年殖民主义解体之后，英美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发明了和自由市场相关的一系列新规则、组织和机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AT）等旨在促进自由市场体系的国际组织悉数登场。
这些国际组织从根本上创新了20世纪即将到来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麦迪森反复强调大航海之后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技术和制度创新，都是促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因，这两者的缘起，都并非来自乌托邦式的社会设计，而是归功于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就这一点而论，哪怕是从最低程度的国家利益出发，市场也必然会受到限制。考虑到自由市场的灵魂从来只有一个，那便是竞争而非合作与服从，因此，任何否定这一市场根本规律的做法，就终结了经济活动的效率目的，从而否定了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身处“垃圾时间”，个体何为？
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之后，意外促进了中国人自北向南的大迁徙，从那时算起的1100—1433年，中国曾经是亚洲贸易中最活跃的力量。尤其在宋朝，商业活动的繁荣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勃兴，泉州成为全亚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景德镇的陶瓷出口为中国制造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是到明朝开国之后，马可波罗所见到自宋至元中国繁荣的国际贸易消失了。
如果说朱元璋实施的海禁政策只是为了应对倭寇滋扰的无奈下策，那么永乐帝朱棣的做法就更令人哭笑不得了。史书记载，从1405年到1433年间，在永乐皇帝的亲自授意下，中国庞大的海军纵队曾经有过7次浩浩荡荡的“西洋”航行。
这种专为远洋航行设计的宝船不仅技艺精妙，光是船体就比航海家达·伽马使用过的船只还要大5倍，宝船远航下西洋，其目的非关自由贸易，更没有开辟殖民地的念想。永乐大帝的想法很纯粹，就是要宣誓国威，“传播国家形象”。七次远航加上重修大运河，永乐帝的好大喜功和劳民伤财，最终导致国家只能狂印钞票，随即又引发通货膨胀，最后竟导致纸币在私人经济中消失，白银成了老百姓交易和纳税的主要货币。
如果不幸生活在这样的“垃圾时间”里，你该怎么办？
必须强调的是，所谓的“垃圾时间”，都有其相对性。像大明帝国这样整体性的历史垃圾时间具有倾覆性，难有完卵；每一个个体所面对的垃圾时间，既包括了大时代的挤压或倾覆，还要应对种种不同的个人际遇。
宋王朝的文明昌盛有目共睹，但对于苏轼这一个体来说，“予生也太晚”，与庆历新政时期宋仁宗长期的太平景象和宽厚的政治氛围不同，锋芒毕露又思想单纯的苏轼就显得有点生不逢时。从宋仁宗到宋神宗，短短几十年，政治空间风云突变。神宗皇帝为了确立自己的威权，就任后不久就将韩琦、欧阳修等老臣悉数贬谪外地，倚重王安石等重塑新的政治核心。熙宁三年（1070年），党争中的当权派旗手王安石以莫须有的罪名，出手打击反对派领袖苏轼，后者要么自我放逐，要么被一贬再贬，一生都在党争漩涡中垂死挣扎。
与其他青年才俊不同的是，苏轼对历史的“垃圾时间”进行了更为巧妙的转化，成功将之转化为“逍遥时间”，46岁的苏轼坦然接受了命运安排，在黄州最失意艰难时，写就了两篇千古佳作——前后《赤壁赋》，他曾不止一次书写《前赤壁赋》送友人，附带告诉密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人到中年逢大难，“多难畏事”的苏轼连写一幅字都怕传播太广，被君臣看见后猜忌发难。苏轼后来并没有再书写《后赤壁赋》送友人，《前赤壁赋》中，尚有清风明月可共赏余欢，到了《后赤壁赋》的那个深秋的良夜，只剩下“飞鸣而过”的“孤鹤”，游荡于无尽的悲凉和无边的旷达。
如何应对历史的“垃圾时间”，苏轼的应对大法有三：其一，重修生存法则。黄州生活窘迫，官费少得可怜。苏轼“痛自节俭”，每月初取官费4500钱，分30份，小袋装入后悬之于梁，日取一袋，绝不超支。节流之外，苏轼更重开源，躬耕东坡之上，补贴酒钱，辅以待客；
其二，更新快乐法则。于黄州闷烧猪肉，于惠州炙烤羊蝎，于儋州淡煮海蛎，苏轼知道美食可以改变心情，日常生活发现的每一份“小确幸”，就是给快乐赋予新色彩。
其三就是寓物而不留意于物，超越庸常，澡雪精神，善养吾浩然之气。早年尊儒，中年好佛，晚年唯静。远贬海南后，晚年的苏轼开始模仿陶渊明的诗歌进行创作，同时专心研究《易经》，播种希望，传之后人。终其一生，苏轼把垃圾时间里个人际遇的惊天骇浪，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美学化之后的心底微澜。
回望身处历史“垃圾时间”里的才俊豪杰，出生于明朝中期最黑暗时段的唐寅最令人关切。1494年，24岁的唐寅遭遇巨大打击，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妹妹等五位亲人在一两年间纷纷离世。又5年，29岁的他进京参加会试，却因交友不慎牵连轰动朝野的徐经科场案而被下狱，后又被罢黜为吏，终生卖字画为生，寄迹风流遣余生，54岁潦倒而终。
沦为垃圾时间中的孤儿，唐寅无法选择他的时代，却以艺术为避难所，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书画作品，如今珍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的一卷《落花诗》帖，估值超百亿人民币。
唐寅最令人喟叹的一段时间是1514年秋天，44岁的他生活无着，应宁王朱宸濠之邀，远赴南昌充当幕僚。未几，唐寅发现宁府系狼穴危巢，朱宸濠早有反叛之图谋，唐寅用尽浑身解数，装疯卖傻数月，方被宁王放还，由此得免杀身之祸。当年周星驰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将唐寅演得活灵活现，想来也有小人物同此沦落的感同身受吧。“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桃花庵》里的唐寅，只能以半生癫狂、半点痴情和半杯残酒，来回应“垃圾时间”里的无奈和荒诞感。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2006在斯德哥尔摩参观市政厅时壁画的情形，市政厅是每年举行诺贝尔颁奖典礼的地点，大厅的一面墙壁金碧辉煌，以金箔彩画描绘了一幅带有宗教色彩的巨型壁画。壁画中，男主人公从呱呱坠地，到成年结婚生子，再到衰老死亡升入天堂，只是一个绵延悠长的空间时间长轴中短短的一个片段，余下的全是茫茫无边的暗黑死亡时段。
站在这大幅壁画前，我久久不能释怀。与短暂的、活着的时间长度相比，人类集体组成的生命长河中，每一个人都要死很久很久。生既属偶然，如果身处在一种大时代“天地刍狗”般的转换中，每一个个体生命就显得格外无常而短促，所以要尽量活得精彩些。生则日勤，死则永息；“大闹一场，悄然而去”（金庸先生语），凡此种种，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