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利：智能化养老不求“高大上”，而求“用得上”丨2020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_

庚子年初，举国战“疫”。

医护工作者白衣执甲，负重逆行，用妙手仁心守护着人民健康。医药大健康领军企业在保障物资的关键时刻做到了产得上、调得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如今，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物资保障能力，成为了中国医药大健康产业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和担当。

2020年11月23日～27日，由《中国经营报》与中经未来主办的“2020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在北京举行。作为年会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1月27日举行的“2020中国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与大家一道探索中国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路径，思考未来格局，为健康中国共谋良策。

开幕致辞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

疫情过后，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和大健康产业都面临着严峻考验，同时，也迎来更多发展机遇。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从产业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十四五”时期，大健康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要达到8万亿元，到2030年达到16万亿元。下一阶段如何补齐卫生短板，强化民生保障，提升防疫应急物资设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布局等是中国医药大健康产业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主题演讲

后疫情时代：老年慢病管控的思考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主任范利：

后疫情时代，要建立一个常态化、标准化、制度化、智能化的预防体系、管理体系，来管理2.5亿老年人。当然，不仅是老年人，现在全中国14亿人口，我们的疾病发病率在升高，互联网医疗模式将成为慢病管控的发力点。

智能化养老不求高大上，而求用得上，实用简便的操作才能给老年人用，太复杂的老年人玩不转，不会用还要出问题。

大健康时代医疗服务模式转型与升级

北京医学会会长封国生：

有人担心，做互联网医疗是不是又把病人集中到大医院了？其实不然。基层医疗机构可以通过物联网、互联网采集到居民的健康和医疗信息，进行分析后就可以在基层医疗机构实现初步的诊断和治疗。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将电子病历、健康档案传输到区域的医疗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再通过这些信息、档案对病人进行诊疗。

利用互联网医疗可以实现分级诊疗，实现对各级医疗机构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也能够使我们的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医药创新和全球化

复星国际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启宇：

中国企业创新为了什么？中国企业进行创新，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一定是先聚焦中国的临床需求。复星有一句话，叫高质量、可负担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可负担，是要让我们的民众、患者可负担，同时要平衡创新的成本。

疫情与中美关系下中国制药全球化的新思考

百济神州总裁吴晓滨：

五年前我们国家不缺药，但是缺创新药，国外的药进来的时候虽然救了病人，但是价格非常高，老百姓的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和可及性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但近几年的大幅度改革，极大的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所以中国的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蓬勃发展，发展的非常快。

圆桌论坛

公立医院与公共卫生体系构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副院长孙振学：

传染病的控制大方面来讲就是两方面：防和控。医院是以“控”为主，必须建立一个警报机制，所有的传染病病人到医院就诊，不管是急诊也好，发热门诊也好，所有的链条都要从第一个接诊人传下去，保证这个病人在有限的控制范围内不具备向外传播的状态，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副院长陈国强：

以前我国在疫情控制方面的能力比较弱，大家原来也不重视传染病的问题。未来，我们要不断地灌输防控传染病的概念，医院也要在技术防控方面做一些准备。现在很多医院把安防和体温监测安排在门口，发烧病人就诊都安排到发热门诊，（类似措施）一定要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手段来落实，这在未来有可能防止其它传染病的流行。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病中心主任王洪武：

经历几次大的突发事件后，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防治体系逐渐完善，应急反应能力也迅速提高。另外，科技实力也推动公共卫生领域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技术。

当然，有些大数据还没有充分地利用，比如我们如果发现某一个病的看病人数突然增加，可能就是某个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如果通过大数据做一些分析，让政府部门快速地制定应急措施，可能损失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兼医务处长马剡芳：

后疫情时代防控结合，大家一定要专业、理智地看待传染病的问题，因为这是长期存在的。普通的公立医院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传染病以外的病还要继续看，加强传染病防控的意识就可以了。不能因为我们看了传染病，其它病就不看了。当然，现在属于应急情况的后期，正好可以梳理这些问题，让它们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主任赵斌：

医院既要肩负疫情期间传染病的应急救治能力，也要继续担当它在非疫情时期作为一个医院的责任。如何协调好这个关系，可能是后疫情时期非传染病医院需要关注的。

后疫情时期，通过各种手段做好发热门诊的管理，就可能保证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能在第一时间被留在发热门诊。一旦传染病进到公共区域，不管是病房也好，门诊也好，会对医院造成方方面面的影响，就可能导致医院封闭，这不仅会给医院带来损失，还会给老百姓的常规疾病医疗带来困扰。

公卫事件下医疗急救体系的建设与管理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党总支书记王保国：

急诊科大夫都是有奉献精神的，是一个疫情的前哨。现在我们的急诊、发热门诊等科室的人员，要有疫情意识，不单单是新冠，还有其它的传染病，或者一些特殊疾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病人就医。所以说急诊科大夫永远是一个哨点，要有责任感，要有分析能力，要有上报的责任，才能把哨点做好。

华润医疗集团北京健宫医院副院长刘丹：

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发热门诊都归属在急诊科管理，也就是说如果传染病医院是主战场，我们每一家医院的急诊都是最前线。最前线考验的就是医院对于整个急诊科的重视程度，你的组织应变能力，你的信息系统，人才队伍、设备设施是否能够快速的识别反应。

北京宣武医院急诊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李力卓：

作为急诊医生要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医学的科普和普及。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患者生病时不再有家人陪伴，很多都是隔离治疗，类似于发达国家完全隔离性的看病。如何把这种国外的“冰冷”医学和我们的“温暖”医学进行一种人文的结合，是对急诊医生在处理医患关系时提出的一个挑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急诊科主任单毅：

现在很多急诊医生还是把重心专注于专科化的治疗提升自己的诊疗能力。但是急诊作为医院和院前环境的桥梁，更多的应该发挥院前急救的普及作用。

对于公众，急诊医生是最适合进行公众健康教育的医生，因为他面临的病例多种多样，情况多种多样。其实很多急诊医生都有这个能力，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更多的急诊医生肯花时间、精力进行公众的普及，这是很好的事情。

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院长助理单志刚：

关于除颤仪（AED）放在地铁上这件事，实际上不少企业家也在做，但仍有几个困难，比如AED放在地铁了，谁会用，怎么操作，这都是问题。还有怎么培训，这也是一个问题。只有会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凤杰：

急救知识的普及仅仅靠医生的力量还不足够，必须要国家支持。比如很多人有疑问，我作为一个路人，没有相关资质，如果在急救时把病人的肋骨压折了，也没有复苏过来，别人会不会起诉我。这个牵扯到一些伦理，或者法律层面的东西。如果国家立法要求，比如公职人员必须都要学会，从政府层面推动普及，效果可能更好。

企业家论坛

中国企业“战疫”力量

万孚生物董事长王继华：

在临床线产品方面，我们的策略就是抓一些单品和新品，然后把信息化跟产品结合起来，这样更多地去服务、支持临床，可以让我们的业务空间更大。

九州通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刘兆年：

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通过“互联网+医+药”这种方式为患者提供服务，可能是一个大的趋势。原来我们以为互联网跟医、药、保险结合起来的时间还很长，但是没想到疫情催生了它们的融合。

石药集团执行总裁程旭东：

现在的技术，特别是生物医药技术发展的相当快，特别是像大数据、AI技术对药企的影响更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投放到这个方面。只有持续地创新，才能有更好的产品，企业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占据新的高地。

美年大健康集团副董事长郭美玲：

疫情以后，大家对医疗健康的意识和刚性需求提升了起来。原来（体检业务）团检的比例很高，这两年个检的比例增长很快。

先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陆剑雪：

后疫情时代，整个社会对健康产业高度关注，特别是一些创新方面的消息关注度更高。只有真正坚定创新投入，并且有系统性优势的企业才会发展得更好。

中医药重生与进化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伟仕：

有观点认为中医药不可控，我感觉这样的看法有些落后了，比如我们的提取环节，从加水到排放全部是自动化的。我感觉中国的中医药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物力，中西医结合去治疗疾病是大有裨益的。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海：

对于中医药，我们传承的是中医理论和体系，创新的是找到关于药品疗效的有效说明，然后用现代的医学语言去表述。现在有很多的中成药在说明和学术推广过程中已经转变成西医或者患者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如今，大量的中成药实际是西医的处方，这就说明中成药得到了西医的认可。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俊红：

怎么样让老百姓能够读得懂，看得懂说明书？我们中医药也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老百姓自己读不懂就没办法采用非处方药，如果西医读不懂就没办法开中药的处方药。因此，对西医的医生和老百姓进行中医理论知识的宣传教育尤为重要。我们在中医药的学术推广方面也要创新，我现在深切体会到学术推广以及做好中医药知识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副总经理黄继林：

我觉得中医药一定要纳入公共卫生体系，要明确在这个体系的职位和职责，真正把中西并重、中西结合、中西人才培养落到实处，然后建设成我们中国特色的中医结合的急救医疗体系，这个事迫在眉睫。

“互联网+”如何赋能医疗健康？

阿里健康资深副总裁马立：

医疗行业的专业性非常强，链条也比较长。以网售处方药为例，看起来似乎只是在线上做交易，但它跟你买一条裤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属性。前期对患者如何把控，他应不应该用这个药，交易完成后，他服药后有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长链条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互联网跟医疗的整合一定是一个非常深度的整合，它在这个服务链条里面能够有更深入的融合，这也是所谓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不太一样的一个方面。

康爱多总经理焦宝元：

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被推动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互联网医疗仍属于医疗的范畴，做这个行业一定是有情怀的，不可能短期盈利。如果想把互联网医疗作为一个短期盈利的行业，没有坚守生命底线的情操，很难把互联网医疗做好。

爱康集团副总裁周晓江：

互联网机构与触网的传统医院是一种补充关系。因为现在公立医院的体系里面会有一些需要补充的方面。比如中国现在差不多有14亿人口，但是只有4万个眼科医生，这里面可以做深度的眼底筛查的医生大概只有1000个。所以，如何利用互联网医院的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进行协同和补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易复诊总经理马光磊：

无论做第三方互联网医院，还是支持公立医院的运营和发展，都应该首先考虑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所带来的一系列法律责任和一系列行政安全责任的设置。所以，我觉得以公立医院为主的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可以起到一个良好的引领作用，他们的质量保障体系与责任追责体系相对比较完善，通过他们的带动形成良好的气氛和大家更容易接受的安全框架，然后第三方互联网医院再进行跟进，实现线上、线下安全责任的一致性，应该更有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医联副总裁刘春梅：

我们互联网机构跟很多实体企业有合作，最直接的可能是我们跟医药企业的合作。比如我们跟拜耳的合作。两周前，拜耳的明星产品“拜瑞妥新适应症”在中国获批之后，它的全国第一张处方是由互联网医院开出的，这个情况在以前是不太能想象的。这一点也体现了互联网医疗在当今的变化，这是互联网医疗的可及性得到的体现。

中经之夜——云帆济海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

由于2020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使我们的商业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我们的企业要面对一系列之前不曾遇到的急流和险滩，我们不可能用五天时间把这些问题完全梳理清楚、探讨明白。但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经营报》会用我们的内容和平台，用我们的专业精神和公信原则和各位共同探讨中国商业的破局和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