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在中日关系有所回暖的当前,依旧要加大双边关系基轴的民间交流,要避免主观误判,促进脆弱的中日关系沿着主流方向发展。
2024年末国际局势依旧纷繁多变。一边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即将开启特朗普2.0时代,另一边,对于中国的近邻日本而言,被视为自民党内“非主流派”的新首相石破茂已在11月底的最新施政演说中勾勒了日本内政外交的前景。
在这一背景下,未来中日关系何去何从?近日,在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主办的第11届中日关系上海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政治、经济、民间交流等视角分析了“石-特时期”日本内政外交的走势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认为在中日关系有所回暖的当前,依旧要加大双边关系基轴的民间交流,要避免主观误判,促进脆弱的中日关系沿着主流方向发展。
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傅继红在致辞中表示,民间友好是中日交流的良好传统和特色优势。为此,一是要不忘老朋友、多交新朋友,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二是要加强人文交流,做文明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三是要不断培养年轻一代友好传承者。
在表彰仪式上,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吴寄南宣读了中心2024年度优秀课题报告表彰名单以及评审专家意见。
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姜咪红表示,中心将继续助力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有效整合对日研究力量,切实发挥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智库作用。
特朗普2.0的影响
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在主旨演说中分析了特朗普2.0时代下中日关系发展前景。
杨伯江认为,特朗普再度回归,首先会使亚太“盟伴关系”持续强化。他说,其实以美国的盟友与伙伴相结合的“盟伴体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受到很大冲击,特朗普政府彼时对盟友的诉求集中在安全成本的负担以及经贸领域中,“日本此前就已提高了加大安全投入的优先度,通过《国家安全战略》提高防务开支占GDP的比重。”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杨伯江认为,这一“盟伴体系”基本盘不会像第一任期受到巨大冲击,因为美国的要求多已得到满足。当然,特朗普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其次,不能忽视双边经贸领域的压力。杨伯江分析,其中既包括中美双边,也包括美国与其他中国有重要联系的国家或地区的双边关系,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对主要‘盟伴’的影响体现在向这一群体施加在高科技领域限制与中国合作的压力。”他分析道。
此外,杨伯江认为,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会在区域合作中再现“退群”的现象。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霞琴认为,朝小野大的格局对于当前的石破政权而言是一大棘手课题,要破局,就意味着石破茂急需提出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11月29日,石破茂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对外政策方面,石破茂表示要实行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外交。谈及对华关系,石破茂表示将基于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的大方向,与中国进行各个层面的沟通。包霞琴表示,期待后续中日关系出现调整。
当然,包霞琴还表示,石破茂在施政演说中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是目前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日政策还不明朗,日方也担忧加征关税等问题。毕竟石破茂与安倍政府的对美政策并不完全一致,后续如何应对特朗普新政府,值得关注。”
突破口
在中日经贸合作方面,杨伯江认为,除少数尖端技术领域外,中日经济的“脱钩”其实很难做到。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日经贸总额为3180亿美元,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日本政府最新版通商白皮书还显示,日本约4300种商品中,有1406个品类的超一半进口额来自中国,是美国的2.5倍。
此外,今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将东京、大阪、福冈和北海道这四个地区指定为“金融与资产运用特区”,并制定了一系列方向性措施,石破茂首相执政后推出“地方创生2.0”,杨伯江认为,这些为中日扩大合作提供了契机。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教授在分析了当前日本经济现状后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提出了以制度创新来保驾护航的新质生产力,“日本经济当前其实也面临打破制度性约束来寻求新发展的阶段。因此未来日本经济增长的‘希望之光’在于以新兴产业引领投资、消费和出口,而未来日本经济‘失望之阴影’则在于少子高龄化和内需衰退。”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张玉来认为,未来日本的经济趋势是基本面依然脆弱,结构性因素没有改变;其次,日本经济向好利于我国经济;再者,经济安保阻碍中日合作;第四则是中日经济互补性特征依然显著。对此,他举例道,双边经济互惠互赢、多边经济领域中合作广泛、全球价值链上中日互补特征明显、双方企业联合创新的可能性在加大,“面对美西方构筑的小院高墙,日本是个突破口。”
12月2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和方向体现到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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