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无常也有常 || 大视野_

· 这是第5428篇原创首发文章字数 5k+·

【秦老师亲自讲述，欢迎收听音频版】

失落的低谷，长出了生命的花与果

国庆假日，我到上海宝龙美术馆参观了艺术家贾伟的个展——“如花在野”。

去之前，以为艺术家要表现的是“万物如花各自开”“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精神，观展后才知道，“如花”始于一场火灾和艺术家的自我疗愈。

贾伟是中国最著名的工业设计师之一，获得过众多国际设计大奖的金奖，他创办的洛可可设计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设计集团之一。

天有不测。2018年7月8日，洛可可北京总部办公大楼突发大火，吞噬了所有电脑、服务器、办公用品、文档、财务资料，以及存在服务器上的项目和提案方案。100多名消防员用了一整天才把大火扑灭，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

也是2018年，贾伟的父亲患了严重脑梗，公司则曝出严重的内部贪腐案。这一切叠加在一起，让他的情绪跌入至暗时刻，心力全无。还没有喘过气，2020年初疫情暴发，又给公司发展按下了暂停键。

“差不多有四年时间，我进入了一个什么都不想干的状态。有点像过山车，以为是谷底了，但发现坠落还在继续。我是设计师，没了好奇和激情，什么也做不了。之前当公司有困难，我会不断调整战略、调整组织，但现在，要调整的其实是自己，是自己的心理。那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不是简单的失去，就像一个东西，丢了就丢了，而是持续坠落的感觉。我想，我要自我救赎、自我拯救。”贾伟回忆说。

一场大火，为何让自己如此失落？贾伟反思，有三个原因。

一是傲慢。“过去比较顺，不知不觉中建立了很大的傲慢，突然面对打击，就有巨大的反差，就会失落。”

二是无知。“之前太喜欢设计，沉迷于设计本身，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甚至不太关心自己的感受，不去看自己能不能承受住那些压力。”

三是不自律。“过去公司不断获奖，不断拿到更大订单，规模在不断扩大，就像一个长期持续、越跑越快的人，沉浸在多巴胺的分泌里，但身体实际上已经扛不住了，这也是一种不自律。”

反思之后，贾伟辞任了董事长、CEO等角色，把公司分给几个合伙人经营，自己去做了三件事。

一是去戈壁徒步，登山，和自然对话。看戈壁广袤的天地，看浩瀚星空，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不过是划过天际的一粒尘埃，傲慢就会消失。

二是参加了几个灵修班，和自己对话。在灵修中感知自己，感知冥想与呼吸，在灵修后开始爱自己，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治愈自己的无知。

三是做艺术。之前做设计，是因为设计有用，所以疯狂去探索有用的商业价值。艺术是无用的，是精神性的，但可以帮自己抵御不自律，让自己停下来，画喜欢的东西，构建内心。

通过自然的疗愈、心灵的疗愈和艺术的疗愈，贾伟走出了至暗时刻。此时回头，失落的低谷，长出了生命的花与果。

在三年口罩期，贾伟大量时间都在家里画画。一开始他用彩色铅笔画了很多动物，如猫头鹰、小狗，觉得很治愈。后来有一天，他用女儿的蜡笔画了一个小女孩的形象，叫如花。

如花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幽暗森林，她没有鼻子、嘴和耳朵，只有一双忧郁的，向外界投射不满和不屑的眼睛。眼睛上的叉叉眉，代表着现实世界的伤痕。画完后，贾伟本想挂在床边，但看到小女孩的眼神，竟有些害怕，就放弃了。

就这么慢慢画着，如花的世界终于有了光，她重新拥抱自然，回到人群中，神情也阳光起来。贾伟跟着她一起，慢慢走出了阴影。

贾伟重新回到公司，设计师和艺术家两种身份的共鸣，带来了很多融合、跨界、打通的新设计。他们设计了一款电烤箱，在烤箱里装了个摄像头，让它变成了美食直播间，可以全程记录，剪好照片、视频发给手机，分享到小红书、抖音上。他们设计的Gpods耳机，将听觉和视觉打通，当你戴着耳机，在海边时耳机会显示海的颜色，在麦田时会显示麦田的颜色，走在大街上则显示你定制的颜色。

在“如花在野”展览中，我还看到，乐高®专业认证大师蒋晟晖用超过80万颗乐高®颗粒与贾伟联手打造的十几件艺术装置。一座2.8米高的“如花乐高®鳄鱼”雕塑，使用了超过40万块乐高®颗粒，耗时1200个小时。

2018年那场火灾，一切都被烧融。但“千金散尽还复来”，建筑可以重起，废墟可以重建，如花可以有新的绽放形式。只要你不倒下，只要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人生可能有两种自由——

第一种是没有经历过挫折与创伤的自由；

第二种是穿越了挫折与创伤，并将其作为生命养料的自由。

后者才是真正的自由。

从云端跌落，只因不遵循基本的原则

说到自由，我曾多次引用过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的一段话：

“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

对企业来说，也有两种自由——

一种是试图超越正当约束、为所欲为的自由；

一种是在正当约束下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由（法无禁止皆可为）。

后者才是真正的自由。

这段时间最热的商业新闻，是恒大集团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在我看来，这就是陷溺于“超越正当约束的自由”的结果。

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社交媒体一片声讨，但我也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如：“不管你现在说什么，许家印都无法还嘴了，骂哑巴打瞎子有意思吗？”“许家印是政协常委，且是当时政协常委中唯一一个党员民营企业家，如果恒大对社会毫无贡献，谁敢让他当选？”“房地产弄成今天一地鸡毛，都是许家印的错？土地是谁给他的？”

这些声音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并不能掩去他自身的问题。

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这次发声说，他身边有很多企业家朋友都被许家印骗了，其中一个好朋友被骗了40亿，不仅利息没有了，本金也没有了，一个人在办公室十天不吃不睡，几乎都要跳楼了。

我去年到南通，听地方领导说，南通有好几家和恒大有业务往来的建筑业特级企业、一级企业，因为被恒大拖欠工程款，导致无力偿还上游债务，走上了破产之路，其中包括修建了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哈里发塔的南通六建。据说恒大拖欠南通建筑业的工程款有上千亿，南通三建就有360亿，也进入了破产重组。

最近我问一家家电行业的上市公司，恒大对他们有多少欠而不还？8个亿。

在我所知道的恒大供应商中，损失最少的是广州一家家居上市公司。其创始人告诉我，恒大做精装修房用到他们的产品，他们设定了一个赊账金额上限，5000万元。结果在过程中，恒大要求放到2亿元，公司业务人员也说恒大实力有多强，多放点额度没问题，但他性格保守，坚持这5000万结清了可以放到2亿，不结清就到此为止。结果5000万怎么都结不清，最后的坏账大概在2000多万，到此止损。

不少人说许家印就是个骗子，我倒不这么认为，恒大当年建立了大规模快速开发、标准化运营的体系，是有价值和竞争力的。我在去年写的《许家印之“印”》中指出，恒大的主要问题是把“单边的资产繁荣预期+不断加杠杆”的模式做到了极致，永远大赌大赢。

许家印考虑的都是“大大大”的大事，而不是努力遵守每一个商业合同这样的小事。他觉得只要“大大大”下去，“小小小”的问题都是可以覆盖的，殊不知，“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堤溃蚁孔，气泄针芒，铁律自古如此，只是生效早晚。

我觉得，一家遵守契约的企业，哪怕规模再小，也比像恒大一样习惯性违约的500强正派可信，体现出正外部性。倘若把恒大分解为若干家中小企业，我估计大部分对供应商都是违约的，如果它们的名字不叫恒大，能维持这么久吗？肯定不能。正因为它们聚在一起，显得很大，也让别人相信很大，所以才走到今天。但问题就是问题，不会自然消失，规模越大，灾难也可能越大。

和朋友们交流时，我说，恒大这场灾难对我的最大启示是——如果一家企业真正对利益相关方（如供应商）负责，就会守住比较安全的边界。你踏踏实实付款，付息，兑现合约，这是一种约束，但会迫使你小心谨慎一些，有多大胃口吃多少饭。

自由即约束，约束即自由。正当的束缚，才能保证你有长久的、可靠的自由。

不自我约束，还要“大大大”，那就只好凭侥幸，赌市场一直涨，涨不动了政府也会想办法再涨。要么，就走偏门，比如“玩财技”。公众号“拆哪儿”最近有篇文章《恒大“谜网”》，讲到一些房企很喜欢搞金融。由于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有比例限制，所以这些金融机构就互相投资其背后大股东的资产，通过这种隐秘的“互投”躲过监管。

比如，恒大人寿通过购买贵阳国金中心商办资产，向中天金融投了19亿元，中天金融控制的中融人寿则通过一只私募向恒大地产投了15亿元。恒大人寿通过长安信托的一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向中天城投项目投资十几个亿，中融人寿又通过渤海信托向恒大的成都项目投了数亿元。这些金融机构互相持有的对方大股东的公司债，也有数十亿元的规模。

豪赌金融，既是押宝房价还会涨，也是在为自己输血续命。但总会有一个大结局。恒大从云端跌落，是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商业原则，那就是诚信践诺。

第一是做长，其次做强，再次做大

就我的接触，大部分中国企业家都是踏实诚信的，优秀企业家们向来重视经营管理的各种小数据，点点滴滴求精益，降本增效提质永远在路上。中国制造业有一些世界500强，到现在为止，高管出差还坐经济舱。他们的财富并不少，但生活很简单，很朴素，也没有什么声色犬马。

大部分服务业也很辛苦。2015年我在秦朔朋友圈发刊词中写到过春秋旅行社和春秋航空的创始人王正华先生，他是上海公认最抠门的企业家之一，“省钱省到骨头里”。他也异常敬业。2015年他71岁。夜里一两点钟，没有航班飞了，数据就齐了，所以他每天凌晨3点钟准时醒来，打开手机，点进“企业驾驶舱”，看前一天春秋航空的各种数据，收入、成本、利润、上座率，核算细到每个座位、每个航班、每条航线、每个区域以及整个公司，还能看到今天和昨天、上周、上个月的各种对比。他边看边了解，然后会提交一些改进的意见，让CEO一上班就能看到。

春秋高度重视信誉，对国家税务部门，对供应商，对银行，“从不欠缴一分钱、不晚缴一个时辰”。王总本人将公司大部分股权分给了中高层管理者和骨干员工，让大家觉得在春秋干活，虽然辛苦，但有奔头。

我好几年没见王总了。半个月前，原来在第一财经工作的一位老同事去春秋航空采访（现在是王总的儿子王煜在主掌公司），给我发了一段语音：“我们去的时候，小同事为了拍大堂里的展览，把灯打开了。之后我发现，他拍完照之后，门卫走过来主动把灯关掉了。我问门卫，他说，老董事长说过，凡是人不在的地方，灯不要开，成本控制最关键。”

老同事感叹，开开灯关关灯，可能也就省一两块钱，可怕的是这种文化已经嵌入了门卫的心灵，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我听了这段话，不禁想到王正华有一次演讲时说的，“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办不成的企业，但也没有轻松就能办好的企业。奇迹从何而来？一句话：拼搏奋斗的企业精神。儿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员工是看着领导的背影在工作的，领导怎么样？是很重要的。”

领导怎么样？不是靠说，是靠做，不是看一两天，是看每一天。

其实，就在房地产行业内，在政策持续调整、市场深度调整，在有些专家说“能正常发出中报的房企已经不多了”的背景下，也还是有民企凭借内生力量，扛了过来。像龙湖，2023年中报，销售额同比增长15%，接近千亿，归属于股东的核心净利润同比增长0.6%，达到65.9亿元。龙湖还表示，今年的债务压力已经完全过去了，明年的债务有充足资源偿还。

多年前在上海和龙湖创始人吴亚军女士有过一次交流，她谈的全都是管理，是很多中外优秀公司的管理经验，那时龙湖也跨行业延揽了不少人才担任高管，她希望建立一套让公司良性自运转的机制。选择底线思考，保持高度的财务自律，坚持长期主义，定战略先想生死，“做长是第一目标，其次是做强，再次才是做大”，这都是龙湖一直坚持的管理气质。

龙湖早期的内部信中提到，进入房地产业不久，龙湖就研究了海外许多房地产公司的死法，有一条死法就是“敢用贵的钱”。过度借贷，承担过高利息，一定会让企业“背着棉花包下水——越背越沉”。所以龙湖定下一个规矩：借钱，但不借“贵”的钱。“贵”不仅指成本高，也指借款量太大，不限制，导致负债率上升，那么金融机构给你的利息也会随之而涨。

2010年左右，龙湖定下了财务纪律和投资上限，在延长账期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此后其融资成本一直保持低位运行，并不断下降。也因此，龙湖抵抗住了以债务换规模的诱惑，更避免了无度扩张的倾覆之灾。

一个对利益相关方负责、准时给供应商付款的企业，一个对自己有约束、有纪律的企业，看起来是在限制自己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创造更高的安全边际。对别人善，最终也是对自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