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田涛 著名管理学家、华为高级顾问
1992年8月，海南岛的某一天，某个夜晚，某家酒店。下午的剪彩仪式之后，一场大型酒宴抵达高潮。数百人的宴会厅挤满了男男女女，酒精放大了每一张面孔的亢奋，多巴胺演绎着一幕“化学交响曲”。“多巴胺不是快乐分子，它是预期分子。”
这数百人操着不同的方言，或官或商或文，但灵魂中却大多澎湃的是“淘金”的向往，他们是来自中国内陆每一个省份的十几万“闯海者”的缩影。那晚的主角是一位当红的四川籍企业家，他穿梭于每一桌的宾客之间碰杯痛饮，每一桌的宾客川流涌来与他举杯。那一晚，他是被抬出宴会厅的。
中国正在步入波澜壮阔的重商时代。刚刚成立不到5年的海南省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试验与冒险是斯时斯岛的主旋律，商人是那座开放大舞台的历史主角。
20世纪90年代，海南岛最瞩目的商业明星是：寰岛集团总裁王福生，新能源集团董事长陈宇光，珠江集团总裁林瑞俊，民源集团董事长马玉和。那10年左右，他们象征着那片热岛的惊心动魄与烟花绽放。
1992年8月的那一晚，在酒精燃烧着数百位“流浪者”精神世界的那场“金色晚宴”上，我以贵宾身份坐在第一排左边角落的桌侧，我那时是海南《投资与合作》杂志的总编辑。豪宴美酒，却让我在一瞬间感到异常孤独，头脑中居然蹦出一句话：火山与飞鸟。
兹后不久，我为新发行的杂志写的卷首语题目是：《心动不如行动》。
一年后，《投资与合作》开设专栏，连续多期推出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企业家的介绍与评述文章，从范蠡到卢作孚，到胡雪岩，到张骞……我也从那时起，开始了断断续续对商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思考与研究。
企业家定义：
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第一禀赋
“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热词”，自诞生以来，也一直是东西方文明史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职业的语义符号。企业家精神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逐渐热门起来的论题，在当今的中国舆论界，这一话题也变得热闹起来。
那么，“企业家”到底指的是哪一类人群？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哪些内涵？卓越的企业家应该具备怎样的领导力和思维品质？本文试图结合我与中国一些代表性企业家几十年的交流，对中外一些著名企业家资料的分析、观察和研究，进行一些以具象为主、抽象为辅的尝试性探讨。
“企业家”一词的英文entrepreneur源自法语，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在16世纪的法语中是指“指挥军事远征的人”。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动态的确定性，这是企业家最本质的特征。
投进去1块钱，预期赚10块钱，结果常常收获的是一地鸡毛：亏5块钱。这是绝大多数企业家曾经、当下和未来始终面临的“生死之赌”，也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千年历史上众多前赴后继的商业巨子一夜间变得一贫如洗，乃至于家毁人亡。
有记载称：太平洋深处有300万艘沉船，除了少数的战船之外，大部分是商船。一次几次跨洋贸易，赚得盆满钵满，该歇手了吧？非也，冒险持续，持续冒险。
2015年一个冬日之夜，长城脚下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室外雪花飞舞，室内爵士乐时而咆哮奔放，时而忧郁低回，几位曾经的“闯海者”企业家，围坐在熊熊燃烧的壁炉前，频频举杯，醉醺状态下忆当年海南岁月：××安在？×××可好？其中一位突然失控长泣：几十年，熬得累啊……
1991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特区省的管理者们》辑录了141篇描写当时海南特区各类型企业家、管理者等（近200位）的报告文学作品。
20多年后，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热岛人物大多已消逝于历史的烟尘中，有人积劳病亡，有人羁狱，有人落魄海外，多数人杳然无迹，今天依旧卓然不倒的仅余三五人。诚所谓“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
几年前，在海口观澜湖一个小型聚会中，海南第一任省委书记许士杰的秘书如数家珍地讲起一大堆当今著名的企业家，不无自豪又不无遗憾地说：海南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黄埔军校啊！的确，我熟悉或者有过一面或几面之缘的国内各行各业的老板们，不少人都有过“闯海”的经历。
1988年十万人才下海南，南下的是一大批一腔热血的青年知识分子，北归了一群散落在中国大地各个角落的实业家、金融家、生意人。
他们和中国各类型的企业家、商人们相同，在过往40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最大程度并最大效能地迸发个体的欲望、创造力和资源整合力、组织力，在为个人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为共和国的现代化崛起付出了汗水与泪水、青春与热血，乃至于身家性命。
阿特·克莱纳说，企业领导人往往潜伏在“地狱般的黑暗处”。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他，走出暗渊的出口究竟在哪里，即使有人向他指出了通往未知的道路，也必须由他做出关乎输赢命运的最终决定，所以他是天然的冒险家。
而过往几十年的中国企业家们，还必须面对法律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高度不确定性。
冒险，是企业家的第一禀赋。
冒险，并活下来，活过历史短周期的，有枭雄有英雄；活过历史长周期的，有枭雄有英雄；活过历史几个周期的，乃是不朽的英雄。
创新精神：预期锁定则结局锁定
巴菲特是冒险家吗？毋庸置疑。巴菲特是不是企业家？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企业家的核心特质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断颠覆旧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不断动态确立“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依据熊彼特的理论，很显然，这个世界上从事商业活动的数千万人，只能被称为商人，从小商小贩到巨贾大亨，他们是人类经济活动中至为重要的基础链条，并构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强大网络。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们依然不能被称为熊氏定义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通过颠覆性创新“无中生有”的极少数人，是通过大量的微创新、累进型创新、跟随式创新推动技术与产品市场化的少数人，是通过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以实现技术、资本、人才诸要素最优组合的极少数人。
霍华德·休斯是，比尔·盖茨是，乔布斯是，扎克伯格是，埃隆·马斯克是，张瑞敏、任正非等人是。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中小创业者，他们也许面临重重困境，但他们选择在喧嚣的大时代孤独创新，他们可能甚至大概率会失败，但他们是企业家。
在无数前赴后继的创新者的累累败绩之上，崛起的是一批优秀的企业和卓越的企业家。
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财富塔尖的1%-5%的群体中，有多大比例由从事直接价值创造的创新型企业家构成，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健康度、经济健康度。我由此联想：一家企业1%-5%的高管群体中，有多大比例来自市场一线、研发一线，恐怕也代表着一家企业的文化健康度、制度健康度。
我们说企业家的第一要素是冒险，但事实上商人的第一要素也是冒险。卓越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冒险决策、冒险行为大多是围绕着创新展开的，商人则是为了逐利，普通的企业家则吝于创新。
2018年初，一个超级大国对华为发起了全面围剿，“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这么危机过，痛苦过，无望过”，任正非在2021年底如此坦陈两年多前的精神困境。
他就像个危局棋手，棋盘上只剩下一枚棋子可以走，这就是聚集最精锐的研发力量，实施更大规模的创新战略，“对上捅破天，对下扎到根”，让科学家“拿着手术刀去杀猪”，夜以继日地“补洞”，争取尽早实现反向突围。
与此同时，开展顶尖竞赛，支持全球科学家和青年才俊，并广纳天下英才。
2018年，华为的研发投入为1015亿元，2019年为1317亿元，2020年为1418.93亿元，2021年在销售收入下降28.9%的背景下，研发投入高达1427亿元，占全年收入的22.4%，创历史新高。
预期锁定，则结局锁定。工程师和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再辅之以他罕见的挑战型人格，使得华为在创立之初就种下了技术创新的基因。
华为最早的工商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气体悬浮仪设备开发与经营，那是任正非自己的研发成果。创建的第5年，在任正非的提议和支持下，华为就开始进行第一枚芯片的设计。
华为创立的早期十几年主要是跟随西方领先公司进行技术与产品方面的模仿式创新，后面将近20年，越来越加快跨越式创新、原创性创新的步伐，从而奠定了华为对抗危局的“一枚强大的棋子”。
从事高度抽象的拓扑斯数学命题研究的法国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洛朗·拉福格评论道，华为所关注的包括产品的维度、技术的维度，以及与技术相关的基础理论的维度，“基础研究的探索属于华为长远眼光的一部分。
华为许多人是从一二十年的角度来思考的”。拉福格已加盟华为法国数学研究院，他认为，对他来说“这是一次探索新世界之旅”。
使命精神：栖息在桥上还是彼岸？
弗朗西斯科·迪马尔科·达蒂尼，14世纪的一位意大利巨富，“每天都生活在对战争、瘟疫、饥荒和暴动的恐惧中，每天都会接到坏消息”。
在那个动辄出现宗教暴力将矛头对准经商者的时期，他一面心怀恐惧，一面冒险和创新。他是工作狂，也是一个控制狂，他创造了一系列散发着现代气息的商业范式与规则。
去世后，他留下了15万封商业信件、500本账簿和300份合伙协议中载明的业务，他的企业的所有业务都有律师介入、有恰当的文书和最新的账目。这位无子女（也有说法，他有许多私生子）的大亨临终时，将其所有的资产包括现金、房产和文件资料捐献给他出生的小镇里专为穷人设立的基金。
达蒂尼的经商信条是：为了利润，为了上帝。
达蒂尼尊奉的商业信仰是“一杯复杂的、撕裂的、生硬混合的鸡尾酒”。
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利润与上帝才具有了社会心理层面的因果性，在加尔文、卫斯理等新教革命家的解读中，商人阶层被赋予了一种统一的悖论逻辑：世俗禁欲主义。追逐财富并非是邪恶的，而是上帝所嘉许的，关键在于，赚钱的目的是什么，为谁而赚钱。
卫斯理则为新教徒商人们展现了一条救赎路径：尽其所能地获取，尽其所能地节约，尽其所能地奉献。
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发动机”，在美国，这种信仰驱动“涡轮现象”，使得全世界的资本、人才、怀有强烈饥饿感和狂大野心的冒险家纷纷涌入。
安德鲁·卡内基，一位从苏格兰移居美国的底层少年，20多年后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名言是：“心满意足的人不会勇敢面对汹涌的大西洋，只会无助地坐在家里。”
这些商业枭雄或工业英雄，像400年前的前辈达蒂尼一样，“为了利润，为了上帝”，从富兰克林、卡内基、 范德比尔特、爱迪生、福特，到摩根、洛克菲勒……共同缔造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与繁荣。
上帝与利润的“奇妙鸡尾酒”代表着老派的、美式的经典“资本主义精神”，但进入20世纪之后，一切开始变了，出现了霍华德·休斯、比尔·盖茨、特德·特纳、乔布斯、巴菲特、马斯克、扎克伯格……
如果系统阅读和比较这一代跨世纪的美国商业巨子的传记，你会发现，“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理念成为席卷一切的商业信仰，世俗的人、人类取代“虚拟的神”，成为具象的、无所不在的“新上帝”。
他们的精神结构，与19世纪、20世纪初那一代美国企业家有了显著差别。然而，他们却拥有共同的行为特质：冒险，创新，征服，超越。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但他进而又说，“金钱只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30年前，1992年海南岛的那个夜晚，浓缩着一代中国商人、准商人、未来商人强大的物质饥渴感和改变个人生存命运的炽热欲望。
30年过去了，中国崛起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商人阶层，但真正的企业家们却普遍面临着精神焦虑与困惑：财富对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拥有“几辈子花不完的钱”之后，持续奋斗的动机究竟在何方？……
当然，也有少数企业家和研究企业家精神的人在思考：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诞生不出疯子企业家休斯、狂人企业家马斯克？我们一些前沿企业家在和比尔·盖茨、马斯克、扎克伯格们同台对话时，为什么在精神气质上与他们有那么强烈的反差？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企业家到底缺了些什么，需要补上哪些必不可缺的元素？
在长达40年的原始积累和粗放式扩张之后，毫无疑义，中国企业家普遍到了一个进行“意义拷问”的时期，到了一个重建财富创造动机的新阶段：“我国的企业家们要普遍建立中华文明结构之上的、超越财富榜的形而上的追求”。
奉献精神：做一个饱满的人
企业家是自我力量和外部力量共同塑造的结果，企业家精神也是多种内外动机塑造的结果。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取决于企业家的内在自觉，包括使命自觉、动力自觉、伦理自觉。
谁缚汝？你自己。同一片天空下，为什么美国能够诞生伟大的工业家福特和伟大的科技企业家乔布斯？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也能够孕育出卓越的科技企业家任正非？
卓越企业家与普通企业家的不同在于，前者始终拥有雄心，拥有冒险气质，拥抱创造和创新，他们是少数在精神和意志层面最饱满的人，同时他们也普遍乐于奉献。
“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左传·季梁谏追楚师》）一个人在牌桌上赢尽了所有的筹码，他的幸福首选项应该是什么？散掉筹码！让牌局得以持续。而更明智的策略和更高的伦理观则是，从牌桌支起来的那一刻，价值共享的理念和分配规则就大致确定了。
一流的企业家们无比清楚，当他们确立了一种具有强烈冒险性质的使命框架时，就必须同时确认一种因果性力量：以奋斗者为本。罗纳德·科斯说：“一个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承诺是不值得相信的。”
任正非说：“我如果不要钱，我们就拥有了世界。我如果要太多的钱，世界就缩到了我们家。”乔布斯仅有0.68%的苹果股权，他缔造了一个帝国。任正非仅有0.75%的股权，在他34年间不断将99%以上的股权滚动稀释给十多万员工时，华为从极卑微的起点走到了世界领先地位。
“人类必须属于某一个部落”，但我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部落而不是另一个部落？为什么我要从先前的部落跳到新的部落？
除了显性和隐性的激励机制以外，企业家的个人抱负和企业家所营造的集体抱负是至关重要的引力因素。
当一家企业的集体抱负丧失了，当企业的既得利益阶层整天盯着股票的起伏曲线时，当企业家守着百亿千亿万亿的市值，却不愿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密集的战略投入时，组织中对大大小小特权的追求就会泛滥起来，老板被封神，组织被切割成了一个个虚拟的以“土皇帝”为圆心的“土围子”，有才华有雄心的人就成了边缘人。至此，企业家精神就退化和异化了。
企业家奉献精神的另一面是：在他将物质化追求的商业组织塑造成一群人的精神图腾的过程中，他自己最先成为“使命与理想的囚徒”。
他总是尽量释放自己被限制的创造力，不断将戏剧性事件和冒险带到组织中，这包括对前沿科技保持敏感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包括牵引企业面向未来的偏于激进的、持续的战略投入，包括在组织上不断进行吐故纳新，在文化上不断推陈出新。
他们就像珍爱自己的身体一样，一生都在为“反死寂”而战斗，以对抗组织演化必然带来的普遍麻木与懈怠。
乔布斯是一个至死都活在宏大梦想中的英雄，埃隆·马斯克是一个永远活在“一切皆有可能”的彼岸世界的英雄。
而任正非，他几乎全部的思想空间和行为半径都被华为填满了，因此，在与他来往最多、最密切的人们的评价中，他是一个“心中只有华为的单调的人”，一个“孤独英雄”。
当我们推崇企业家的奉献精神时，通常的概念与内涵总是模糊的，但有三个重要的指标最能展现企业家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一是拿出多少真金白银与员工共享；二是拿出多少真金白银投入创新；三是将多少身心与时间倾注于企业。
战斗？屈服？或“采菊东篱下”？
一位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写道：当一个人知道他将在两周内面临厄运时，他的思想会非常专注。那么，他会专注于战斗，还是专注于屈服？这是一个极限拷问，却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心路写照。
我认识几十位著名企业家，他们几乎每个人在创业的几十年都经历过炼狱般的厄运，都面临过无数次“战斗，还是放弃”的灵魂煎熬。
有位自谓“伤痕累累23年”的企业家两年前问我：美国打压华为，“如果任正非一步步往后退，会发生什么？”我答：“帅溃，则兵溃，兵溃如山倒。”2021年10月初，此君宴我，先自饮三杯，再叩杯于桌长叹：任正非给中国企业家立了个标杆啊！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
事实上，哪一家走过几十年的企业和企业家不是在一次次的绝境中走向重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一下周掌柜的文章《德国博世百年风雨启示录》，讲的是一家著名的德国老牌企业的生死沉浮。中国企业家也许能从中得到许多精神观照。一大群掉进火山的小鸟，大多在严酷的市场环境中消失了（或者避离了），烧不死的鸟则是凤凰。凤凰涅槃啊！
我们在前面讲了企业家的四种精神特质：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使命精神和奉献精神。冒险在某种程度上是生理层面的多巴胺爆发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共相振荡的混合体，仅少数人具有这种禀赋，比如赌徒，比如企业家。
但杰出的企业家必须将冒险精神导向创新和创造，这是他们和赌徒、普通生意人、一般企业家的本质区别。正因此，他们也必须为自身、为企业确定一种超离于物质形态的“意义结构”，确立一种富于张力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也正因此，财富对他们而言仅是达成使命和愿景的工具，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他们自身，无不成了被使命与理想役使的“永动机”。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首富”范蠡携天下第一美女西施远避红尘喧嚷、泛舟于无忧江水之上的故事，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传说战胜不了多巴胺。
我熟悉的一位企业家，开公司前在部队当过团长，七八年前因为一次重大挫折移居澳大利亚，将公司委托他人打理，公司也运转正常。
他理应可以如范蠡一般，在异国的青山绿水间过潇洒人生，他是个诗人，也曾向往如陶渊明一般“采菊东篱下”。
与寒士陶渊明不同的是，他拥有数亿家产，却绝无陶公的心境。每次从国内去到澳大利亚，他时常站在他家半山腰的宅邸前，对着天空、绿树和大群飞鸟，自我调侃地一遍遍挥手：我的兵都在哪里？
什么是真正的、卓越的企业家？被“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绑架了的极少数人。他们与一切卓越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在精神层面上是相通的。而所谓企业家精神，从本质上讲，也与人类其他杰出分子的精神结构是一致的。
5年前，那位移居澳大利亚的企业家回到了深圳，回到公司再次掌舵。舰长归位舰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