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

任泽平: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
2021年11月25日 09:23 格隆汇APP

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任泽平,作者:任泽平团队

11月2日,国常会提出:“面对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和市场主体新困难,有效实施预调微调。”11月8日,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相当于定向降息再贷款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

3季度GDP增速破5,经济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5月尤其8月以来,经济出现加速放缓迹象,主因是房地产市场销售遇冷、金融信用政策收紧、基建增速下滑、就业和消费低迷、上游成本大涨挤压以及疫情反复等。

该出手了,以防止经济失速

新一轮稳增长,怎么干?

我们在2020年2月28日提出《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倡导启动“新基建”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引发各界讨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政策。倡导的“放开三孩”也从学术观点上升为政策。

“新基建”所包含的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为过去近两年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重大投资机遇,也代表了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力量。

新基建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最近美国、英国等都在发力新基建和新能能源。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11月22日宣布,从明年开始,所有的翻新房屋或新建筑物,必须为电动汽车安装充电桩,在2030年之前,每年新增14.5万个新的充电站,旨在完成2030年禁止销售燃油车的目标。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其中包含了新能源基建项目。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拜登1.75万亿美元的刺激法案,其中高达5500亿美元将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围绕新能源领域。

在外部性、周期性、政策性等因素的叠加下,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凸显,政策要求“坚持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因此,发力”一轮基建尤其“新基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

我们建议:

启动“新”一轮基建,以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基建作为跨周期、宽信用的主要抓手,兼顾短期稳增长稳就业和长期调结构高质量,定向降息降准、结构性财政政策给予支持;

房地产要软着陆,避免硬着陆,在坚持“房住不炒”“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前提下,合理调整过紧的政策,同时避免“一刀切”与“钟摆式”调控,加快构建以城市群战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和房产税为主的长效机制,推动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大居民消费支持力度,畅通物流堵点、降低物流成本、适当消费补贴、发展线上经济等;

保供稳价,调节不合理的过高大宗商品价格,避免对下游中小企业的成本挤压;

调高扩中提低,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

1、该出手了:8月以来经济出现加速放缓迹象

10月经济数据呈滞胀特征:经济放缓,物价高位。量跌价滞的滞涨之后是量价齐跌的衰退。从三驾马车来看,10月房地产数据延续大降,基建低迷,消费疲软;出口维持高增,主要是价格因素的贡献强化,数量因素的贡献边际下滑,且新出口订单连续6个月景气收缩。物价方面,PPI同比13.5%创新高,CPI剔除猪肉价格后同比2.56%。

感受一下近期的主要经济指标冷暖情况:

2021年第三季度GDP两年复合同比增长4.9%,第一、第二季度分别增长5.0%和5.5%。

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为-21.7%和-22.6%,分别较9月下滑8.5和6.8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5.4%,连续7个月下滑;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同比分别为-24.2%和-0.4%;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9.5%

1-10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0.7%,较1-9月下滑1.5个百分点。

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仅增长4.6%,实际两年复合同比3.2%。

10月中国出口额(以美元计)同比增27.1%,两年复合增速18.7%,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0月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0.3%、48.6%和47.5%。

2、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放缓压力?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新基建,“新基建”兼顾短期和长期,是实现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短期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这几年,中国经济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观专业务实现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会说是刺激铁公基,这是误解。过去40年,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印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不出来,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道路、桥梁、卫生系统都问题很大。

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新基建,以及教育、医疗、社保、户籍等民生新基建,还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减税降费、扩大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制度新基建。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地聚集到城市群和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问题,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加强债务约束,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在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首次公开募股)、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产业政策方面,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四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这样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是政府和市场一起,后者是更多依靠市场和企业。

五是新的内涵。除了硬的“新基建”,还应该包括软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加强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等。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十四五”规划提出: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十几年前,很多观点都说北京人口太多了。2000年北京常住人口1382万人,2008年1695万人,根据统计部门公报2019年2154万人,事实上根据大数据可能已经超过2500万人。20年前我们按照1500万人规划了这座城市,规划了她的土地供应、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现在北京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所以,人口流入城市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稳增长,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乐而不为呢?

3、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相当于定向降息再贷款支持新能源和绿色经济

11月8日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相当于定向降息再贷款支持绿色经济、新能源。截止2021年Q3,绿色贷款累计余额14.78万亿。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可能释放1万亿级别的货币量。

预计未来以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将成为跨周期调节、宽信用的主要工具,以替代过去刺激房地产、老基建和重化工业作为稳增长的主要手段,定向降息降准、结构性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都正在来的路上。一个时代落幕了,新的时代开启了。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未来的经济形势分析、货币财政政策框架、经济动力结构都在被改写,时代转身了。

11月8日,人民银行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稳步有序、精准直达方式,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

人民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贷款,贷款利率应与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致持平(一年期3.85%,五年期4.65%)。碳减排支持工具发放对象暂定为全国性金融机构,人民银行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相关企业发放的符合条件的碳减排贷款,按贷款本金的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1.75%。

为保障碳减排支持工具的精准性和直达性,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披露发放碳减排贷款的情况以及贷款带动的碳减排数量等信息,并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这些信息进行核实验证,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推出将发挥政策示范效应,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更充分地认识绿色转型的重要意义,鼓励社会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向企业和公众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循环经济等理念,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的项目:以减少碳排放为导向,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三个碳减排领域初期的碳减排重点领域范围突出“小而精”,重点支持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但促进碳减排的空间较大,给予一定的金融支持可以带来显著碳减排效应的行业。

具体而言,清洁能源领域主要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生物质能源利用、抽水蓄能、氢能利用、地热能利用、海洋能利用、热泵、高效储能(包括电化学储能)、智能电网、大型风电光伏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户用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跨地区清洁电力输送系统、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等。节能环保领域主要包括工业领域能效提升、新型电力系统改造等。碳减排技术领域主要包括碳捕集、封存与利用等。后续支持范围可根据行业发展或政策需要进行调整。

碳减排支持工具是“做加法”,用增量资金支持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从而增加能源总体供给能力,金融机构应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供融资支持,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

4、面对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国竞争,减税降费势在必行,放水养鱼,与民休息。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含土地出让收入)高于美国,非税负担更高,而民生支出少、社会保障层次低。

1)全口径下2018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大量税收由企业缴纳。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2018年,中国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之和占财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仅3.7%。

2)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仍较高,2018年为14.7%。美国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4%。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减税降费,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土地出让收入、社保收入持续上升带动宏观税负上升,抵消了部分减税降费的成果。同时,近年来的减税以增值税为主,但增值税为流转税,减增值税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存在二次分配效应,占据强势地位的国企和上游受益更明显,民企和中下游企业受益程度低。

3)税收在“用之于民”方面有差距,中国社会保障的低层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对比鲜明。大量的税费收入用于吃饭财政和建设性支出,用于社会大众的福利保障受到挤压,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4)企业面临的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抵消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的效果。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5)建议:

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实惠。

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随着二产比重下降和三产比重上升,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转型。

中国应完善个税制度,拓展税基,将部分隐性收入人群纳入到征税范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止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继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5、如果说疫情是黑天鹅,那么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才是长期真正的挑战。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200万(七普初步汇总),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未富先老。日本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视为国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调整人口政策事关人口健康可持续、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民族复兴。

1)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下降265万,降幅为18%。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000万。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

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3.1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3)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2010-2020年15-59岁人口占比下降6.79个百分点。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0%,即将进入“5时代”。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

4)该不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我们建议:第一,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第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我们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实在不行先放开三孩”,推动社会认识深化。从学术讨论到社会共识,最终上升为政策。

6、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最好的办法是开放,开放促进繁荣。

中国行业开放程度高低不一,越开放的行业竞争力越强。加入WTO以后,汽车走向“市场换技术”和搞保护政策,结果是大而不强、国内市场基本沦陷;家电积极对外开放,迅速崛起、享誉全球。

当前中国行业的开放程度可分为三类:一是开放程度较高,如多数制造业和旅游业;二是限制类,主要集中在基础能源和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金融、电信和医疗;三是禁止类,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如互联网信息业、新闻广播业和军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持续提高并取得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关税方面,汽车、化妆品和高端服装关税水平与国际相比仍然偏高。二是投资方面,OECD公布外商投资限制性指数排名,中国在7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6,仅好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2010-2018年,中国总体限制性指数仅提高4个名次。三是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在基础研发、执法透明度、产权保护和维权意识方面偏薄弱。

从家电和汽车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看,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相信科技创新人才,展现开放自信,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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