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逗鹅冤”成为热词在网上流传，用来特指被骗1642万后还遭全网嘲笑的腾讯。
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国民辣酱品牌老干妈。1日，贵阳市公安局双龙分局发布通报，老干妈报案称，有不法人员冒充公司名义与腾讯签订合作协议。警方初步查明，系3名犯罪嫌疑人伪造老干妈公司印章，冒充该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与腾讯签约。
“罪魁祸首”竟是一枚假公章？有网友@今年曾上演夺章大戏的李国庆：“这回公章有用了！”值得注意的是，因假公章而踩雷的企业不止腾讯一家，应如何避免？
01 假公章诈骗案件非个例
事实上，不止腾讯一家“傻白甜”栽倒在假公章面前，多家上市公司都曾中招。
2018年7月12日，比亚迪发布了一则《关于李娟等人冒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
比亚迪公司表示，嫌疑人李娟以上海雨鸿的名义与比亚迪谈广告合作，接着冒用比亚迪高管，伪造比亚迪印章，与多家广告公司开展宣传合作。但李娟等人与任何单位或机构签署的合同，比亚迪均不知情，也与比亚迪无关，并已经报警。
按照彼时广告商的“讨债”说明，这一事件涉及至少30家广告供应商，累计金额高达11亿元。
除了被“坑”以外，企业内部人员利用假公章进行招摇撞骗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且纠纷持续时间普遍较长。
2020年5月5日，金盾股份创始人之一、董事会秘书管美丽在个人实名微博上公开发表长文，质疑浙江省高院对公司所涉中财招商案、金尧案的判决结果影响了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事情源于2018年1月30日，金盾股份原董事长周建灿伪造上市公司公章、冒用上市公司名义借款及提供担保后坠楼身亡，给公司遗留下了一串难解的诉讼纠纷。
2019年5月22日，弘业期货披露的招股书显示，12起重大诉讼中有8起与2016年7月原职工马华林（原天津营业部负责人）涉嫌伪造公司印章案有关。据悉，马华林利用假印章与客户签订合同，而弘业期货并无相关理财产品。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与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于2016年7月和2017年7月分别对马华林涉嫌伪造公司印章和涉嫌诈骗犯罪刑事立案，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消协律师胡钢在接受中新经纬（微信号：jwview）采访时表示，假公章诈骗事件在商业交易中并不罕见。不过此类事件却常因核实程序、利益方复杂等问题较难处理，也因此成为很多公司的困扰。
02 企业如何避坑？
此前，李国庆闯入当当抢夺公章一事颇具争议。虽充满荒诞色彩，却也显示出公章的地位。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对中新经纬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印章的使用对内可以进行企业管理，对外可以代表企业发生法律效力，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胡钢提出，源于我国古代书法、篆刻、官印等传统，公章的认证性质有一定的历史底蕴，传承至今值得肯定。而公章在现代化应用和管理中其实有不少可以优化提升的空间。在电子签名法等条例的普及下，公章未来可多辅以电子认证等多重保障。“不必过度迷恋公章文化，必要时可作出改进。”
而在假公章雷区面前，企业如何避坑？以腾讯与老干妈案件为例，不少律师提及“表见代理”一词。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宇浩在接受中新经纬采访时表示，建议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表见代理”制度来“越坑”，即保留对方的签约代表具备充分的“权利外观”的相关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例如确认签约代表的授权文件；如此前双方也有合作，此次的授权代表是否在此前的合作中被公司承认授权代表地位；签约地点尽量选择在对方办公室或会议室；签约时间应当在办公时间内等。有条件的还可以确认对方加盖的印鉴是否与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公安机关备案的印鉴相同。”张宇浩称。
孟博表示，对企业而言，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确保用章安全，比如规范印章领用、使用、保管、审批、登记等程序，严禁随意加盖空白合同书、介绍信、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发现假冒印章及时报案。此外，对外合作时，可以从字体、形状、角度等方面，甄别对方印章真伪。
03 还有哪些争议？
在腾讯与老干妈一案中，由于目前披露的细节有限，胡钢认为仍存不少蹊跷。
“从现有情况来看，腾讯与老干妈的合作过程不符合商业逻辑和交易习惯，不符合千万金额级别合同签订的正常流程。比如，在长时间、多项目的广告合作中，为何没采取阶段性收费并及时察觉异样，而是直至最后才追问全款。此外，企业双方的广告合作涉及多样素材共享，如果对方完全不知情，有违常理。”胡钢表示。
而假公章背景之下，腾讯主张的合约是否对老干妈有约束力？谁应负责？
孟博表示，如果经查明该协议确实系嫌疑人通过伪造老干妈公章，跟腾讯所签署，而老干妈方面对此也确实并不知情，那么老干妈不需要担责。
“根据目前贵阳警方的通报分析，该民事案件接下来的走向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腾讯撤诉，在此情况下，先前的查封、扣押随之解除；第二种是，法院依法裁定中止审理，等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来审理民事案件，届时会根据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形，来判断老干妈方面是否要承担相应责任。”孟博表示。
张宇浩表示，如果涉刑的三名嫌疑人被证实在未经老干妈授权的情况下，冒充老干妈市场经营部经理，伪造老干妈公司印章，与腾讯签订了合作协议，老干妈事后也未追认该合作协议，则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8条无权代理的规则，合作协议对老干妈没有法律拘束力。
张宇浩提出，如果腾讯可以证明在签订案涉合作协议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三名嫌疑人在签订协议一事上具有充分的“权利外观”，例如有权利代表老干妈公司签订案涉合作协议，或签订协议是三名嫌疑人履行职务的行为。在这一情况下，老干妈或将因其对公司管理不善，对此次事件中给腾讯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腾讯在2019年的游戏中“推广”了老干妈品牌，未经老干妈公司授权。这种情况下，腾讯是否将被反告侵犯商标使用权？
“老干妈如拟起诉腾讯侵犯其商标权利，则需要证明腾讯的侵权行为，给老干妈带来了实际损失，且侵权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目前事件中所报道的信息来看，腾讯使用老干妈商标的行为，拟在为老干妈进行商业宣传。因此在侵权之诉中，即使法院确认腾讯构成侵权，也很可能因老干妈没有实际损失而不会实际判决腾讯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张宇浩表示。
文：付玉梅 张燕征 标题责编：付玉梅 张燕征 罗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