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支架暴利江湖:从1.3万降到700元后,扫灰战争才刚刚开始

心脏支架暴利江湖:从1.3万降到700元后,扫灰战争才刚刚开始
2021年09月07日 18:02 易简财经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在继续。

心脏支架告急?

一场由“缺货”引起的担忧,正在全国的医院间迅速蔓延。

“支架的型号不全,没法给病人做手术,只能等过段时间有支架了再放。”

《财经大健康》近期发布的一篇调研文章里,这句话频繁出现在许多医院的心内科医生口中。

文章显示,自2021年初以来,心脏支架国家集采落地以后,这样的情况就开始在江西、安徽、北京等多个省市的三甲医院出现。

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的统计,我国一年要用掉150万个心脏支架。如果心脏支架告急,意味着很多患者就得排队等待。

但有意思的是,《财经大健康》的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官方辟谣了。

9月6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联采办)披露了2021年1月以来冠脉支架集采中选结果实施的主要情况:

2021年1-8月,中选企业已出厂供应中选支架198万个,达全年协议采购量的1.8倍以上,为医院实际使用量的1.8倍。出厂供应量扣除医疗机构使用量后,流通和库存等环节达88万个,供应充足。

当然,还有人发现,心脏支架被传缺货的同时,一种“隐形支架”的使用量却明显增多。

根据八点健闻的调研,来自北方、南方不同医院采购科的相关人员均表示,药物球囊的使用量,在一二月份明显增多,而这种产品的价格,要接近2万元。

700元一个的心脏支架被传缺货,2万多元一个的药物球囊销量却在暴增,这个行业,发生了什么?

揭开暴利面纱

心脏支架的风波,可以追溯到去年的集采。

2020年11月5日,医保局对全国的心脏支架进行集中采购,经过多轮艰难的“灵魂砍价”,所有的药企里,最高报价为7000元,最低报价为469元。

最终,入围的前十名里,中标平均价为700元。

要知道,仅仅在集采报价的前一天,国产心脏支架的最低售价是:

13300元。

一夜之间,心脏支架的价格降了95%,堪称“脚踝斩”。网友甚至出了一个调侃段子:

“昨天一个支架可以买6瓶茅台,今天一瓶茅台可以买6个支架”。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长3~4mm、展开后直径2~3Mm的合金弹簧网,竟然要卖到1.3万元一个。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夜之间它可以降到700元。

换句话说,过去这玩意得有多暴利?

根据弗若沙利文的统计,2019年国产支架平均出厂价格为3000元,按照该年国产支架龙头乐普医疗78.06%的毛利率来计算,单个心脏支架成本在658.2元/个左右。

但出厂价3000元/个的心脏支架,被卖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变成了11500元/个;到患者手上的时候,更是变成了27000元。相比于出厂价,涨幅达到9倍!

用《中国青年报》的话来说,心脏支架的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根据腾讯医典的数据,中国大陆患者平均置入支架达到1.47枚,一场手术下来,基本上都需要二三个支架,加上其他费用,直接奔10万去了。

但对很多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哪怕是10万也得上,因为得救命。

集采之后,全国70%的心脏支架都由国家统一采购,700块一个,彻底与暴利无缘。

厂家、医院、医生、代理商……这些曾依靠支架发家致富的人,也开始把目光瞄向其他“能赚钱”的产品。

灰色的医药产业链

心脏支架“脚踝斩”后,很多人心中涌起一个疑问:

从1万3降到700,支架的质量有保障吗?

实际上,砍掉的基本上都是流通环节的高额营销成本,和产品并没有太大关系。

营销费用高,在医药行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市界曾对2019年A股362家上市医药保健类企业进行过统计,销售费用在营收中占比50%以上的达到41家。

有10家医药保健企业该年的销售费用甚至超过了40亿元。

2011年,在一次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心脏病专家胡大一毫不隐晦地说:

“12%的患者被过度治疗,38%的支架属于可放可不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答案就藏在医药企业高额的营销费用里。

如果医院和医生多使用支架,就能得到制造商的丰厚回扣。由于竞争激烈,各家企业的医药代表们为了能进入医院的采购名单,也愿意开出高额的回扣,甚至私下行贿。

据金角财经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9年10月,医药领域被查处的行贿、受贿案件高达3113件,2013年以来尤为高发,相关案件超过3000件。

从根源上来说,这条“灰色产业链”之所以存在,与我国此前的医药销售模式密不可分。

在过去,一个医药产品生产出来后,不是直接卖到医院的,要经过总代理——区域代理——省级代理——市代理等多个中间环节。层层加码、逐级加价之后,到达医院的药品,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

30年前,“医药代表”刚刚引入国内的时候,还是精英的代名词。但随着恶性竞争的加剧,如今的“医药代表”成了人们眼中无所不用其极的医药销售。

为了打动医生,他们什么都可以做:

组织学术会议、对接行业资源、送钱送房送旅游……

这种畸形的医药销售体系下,药价被推上不合理的高位。一个经典的例子是2013年,葛兰素史克案被曝,这家药企巨头在国内拥有超过5000人的销售团队,通过宴请、贿赂、开会等各种名目销售高价药品。一款叫做贺普丁的药,在韩国卖18元,但在中国被卖到了142元,还只是出厂价。

最终买单的,只能是无数的患者。

尾声

在此之前,因为超高销售费用轰动全国的是恒瑞医药。

2018年,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为64.65亿元,而同年其在研发上的投入为26.70亿元,不到销售费用的一半。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疫情肆虐、全国旅游业停滞的2020上半年,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依旧高达40.28亿元,同比增长10.31%。而且,差旅费达到4.46亿元,同比增长19.23%。

有媒体曾做过对比,恒瑞医药、中恒集团、华润三九这三家医药行业龙头中,同期销售费用中的差旅费分别为9.09亿元、740.62万元、7013.12万元。

远高于同行的销售费用背后,是医药界人尽皆知的秘密。

在医药销售行业,涉及金额巨大且无法开具发票的回扣,通常就隐藏在“差旅费”和“学术推广”这两类销售费用当中。而这两部分正是恒瑞医药销售费用的主要构成,占比一度超过98.66%。

过去,恒瑞医药行贿的案子广泛分布在江苏、福建、广西、陕西等省市,时间长达数十年,有多家媒体报道“坐实”了恒瑞多年来的行贿行为。

最夸张的案例是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原麻醉科主任雷李培,5年时间里,他一个人就受贿331万。而主要行贿方,正是恒瑞医药的子公司江苏新晨医药有限公司。

恒瑞只是医药行业乱象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数年,天价挂号、以药养医、滥开药物、吃回扣、医疗贿赂……已经到了一种猖狂的地步。

在这样的局面下,医药集采横空出世。它的初衷只有一个:

压缩中间环节,降低销售收入,剿灭灰色地带,让出厂价更贴近终端价,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创新、药价昂贵的药企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断创新的药企和不断改善工艺的器械企业将越做越大,最终造福社会、冲向国际市场。

心脏支架从1.3万元降到700元,正是医药集采的一次伟大尝试。这不仅意味着每年至少节约100多亿元的全国医保费用,更意味着大量低收入患者可以得到医治。

《我不是药神》里的那句台词,值得每个医药从业者刻在心里——

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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